在范仲淹的年代，祁同伟能否“胜天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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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等级森严的阶层固化是被科举制冲破的。

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从负面想象科举制度，认为科举制是维护“封建专制”、禁锢读书人思想的工具，也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的文化因素。

如果我们持正公允，便会发现， 科举制度其实为传统中国创造了一个开放性的士人政府，一个流动性的平民社会。

从字面的含义看，“科举”乃是“分科举人”的意思，指一种与两汉察举制、魏晋九品中正制不同的人才选举制度。

最早推行“分科举人”的时代是隋代。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书·高祖纪》）。

但是，这一年的“二科举人”究竟如何进行，史料语焉不详，有没有采取卷面考试的形式，也不得而知。史料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科举考试，是在隋炀帝时代：“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旧唐书·杨绾传》）当时的进士科考试要试策论。

唐承隋制，继续推行科举考试。但科举制度的完备化、科考取士的鼎盛期，要到宋代才宣告来临。

从打破阶层固化的角度而言，跟隋唐时期相比，宋代科举已经在制度创新上大大前进。

九品中正制——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

锁院制、封弥制与誊录制保证程序公正

隋朝为科举草创之时，考试制度尚很简陋；唐代科举在制度设计方面还是不甚用心，以致存在很多作弊的漏洞。比如唐朝科举允许“公荐”，每到开科之年，朝中权贵便纷纷宴请主考官——“知贡举”，向他们推荐心仪的进士人选。所以唐时的科举，往往尚未开考，而录取的名单及名次已经预定下来，考试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礼部侍郎崔郾被任命为知贡举，前往东都洛阳主持进士科考试。长安的公卿都来给崔郾饯行，拜托崔郾留意他们的门生子弟。其中有一个叫做吴武陵的太学博士，带着一篇《阿房宫赋》，向崔郾推荐杜牧。崔郾读后，也赞许有加。吴武陵趁机说：“请将杜牧录为状元。”崔郾说：“这事不好办，不瞒你说，状元已经许给其他人了。这样吧，我将第五名安排给杜牧吧。”当时有人反对将杜牧列为第五名，称杜牧品行有问题。崔郾说：“已经答应了吴君，不可食言。不管杜牧是杀猪的，还是卖酒的，都给他第五名。”

这种名为公荐、实为请托的做法，到了宋代就不被允许了。建隆四年（963年）正月二十七日，宋太祖下诏：“礼部贡举人，今后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 ）

为杜绝朝臣请托，宋政府在科举考试中推行“锁院制”，即主持考试的知贡举确定下来后，马上进入贡院，不得出外，不得与外人交通，食宿都得在贡院之内。（美国刑事审判中，陪审团一经确定就要与外界隔断，防止被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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