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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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那是另外一回事。孙氏和陆氏这样的联合政权是一个地方武力和地方土豪的联盟，他们本来就没有资格继承汉室的衣钵，称帝也只是为了不让自己在蜀汉和曹魏相比之下矮人一头。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地方性政权，所以它没有北伐中原这个负担，它只要能够维持住自己的基本盘就不错了。它所要求的东西跟诸葛亮所要求的东西完全不同，所以自然而然地不能做到同样的事情，双方的路径一开始就是有差异的。
问：
史学界基本认为吴国和蜀国内部各自都有三股势力的博弈，在吴国是淮泗集团、流寓士族和江东豪族，在蜀国是荆州集团、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请问吴蜀两国内部的博弈结构有何不同，对各自的气运有何影响？
刘仲敬：
蜀国是荆州集团占了上风，荆州集团则是东汉末年在刘表的保护之下新兴的那批从学术传统上来讲比较偏向古文学、讨厌西汉以来的那种过于繁琐的治经方法、倾向于化繁就简、预示着以后魏晋学风发展的荆州学派的人。他们的知识分子性格是很强的，因此国际性比较强——当时所谓的“国际”就是跨州，当时的跨州跟现在的跨国也是差不了多少的——土豪性比较弱，所以他们大批进入巴蜀，对于维持巴蜀的正统性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巴蜀传统的士人本来就是华夏性非常弱，他们即使是在表面上接触了儒学，其作风仍然跟齐鲁的儒学相差甚远。但正因为如此，巴蜀政权是没有办法巩固的。它的上层和中下层之间不仅是高度隔离的，而且是强烈对立的，谯周的政治选择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且巴蜀是一个巫术文化极其发达的地方，它的儒学沾染了很强烈的巫术色彩。古文学取代今文学，实际上在儒学传统内部是一个合理主义上升、巫术传统下降的过程。而巴蜀的儒学传统则是巫术性质特别强的，特别喜欢搞预言、先知这一类东西。在巴蜀的政权覆灭以前很久，他们就有很多著名的大儒——其实是大巫——在预言刘备父子政权的行将灭亡，这个当然是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了土著对外来政权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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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的政权就是吴越殖民地豪族武力的政权。其他的两个集团都是不太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作为殖民者领袖的那个土豪集团。其他的两个集团想要站住脚，也必须尽可能地接近和依附这个集团。这个集团维持到王谢东渡以后跟侨姓之间构成了尖锐的冲突，但是在东吴时期则是他们打基础的基本时期。后来六朝能够站住脚，也是因为这个集团在六朝开始以前就已经有所经营。他们的特点是儒学色彩更加淡薄。他们不像荆州学派那样是儒学的合理主义的发展者，他们是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国际性最少，对洛阳朝廷的正统主义不大关心，对巫术意义上的宇宙整体主义也不大关心，他们是一帮视野比较狭隘的人。但是正因为视野比较狭隘，专心经营地方，所以他们维持的时间最长，保留的传统最深厚。
西晋末年五胡的迁徙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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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基本上没有经受住大洪水，被轻而易举地摧垮了。原先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基本上荡然无存，除了山地以外，平原的居民差不多都已经死完了。但东吴的人口结构是延续的，没有被东吴征服的山越人集团和其他蛮族集团在六朝时期仍然继续延续，有很多人的后裔——被描写成为长得跟猴子差不多的这些蛮族后裔，在唐朝中后期仍然发挥作用。组成东吴政权核心的那些土豪集团在东晋和南朝变成了在野党，但是它们的传统仍然一直顽强地保留下来了。王谢东迁的时候有意识地避开它们的核心区，王导所做的这些事情差不多就是一个内部的外交家所做的事情，也从侧面反映了它们的实力。它们自身的延续性得到了保证，同时跟它们作对的两种敌人，内部的土著山越——相当于印第安人——和后来东部的王谢豪门的延续性也得到了保障。就渡过大洪水这一点来说，应该说它们是成功者，而蜀国则是失败者。
注意图中的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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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成功的原因部分的要归功于它们自己的地方主义和对军事传统的坚持，以及对国际主义和上层文化的轻视，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所处的阶级结构和种族结构更复杂一些。蜀国实行的一种类似曹公的法家政权，也就是说，它在自称继承东汉帝国法统的时候，也继承了那种大一统吏治国家的传统，阶级和种族的割裂性比较少，它像一个一马平川的平原。而东部社会的割裂性非常之强，种族的割裂性又加强了阶级的割裂性，它是一个破碎的社会，像后来实行种姓制度的印度一样破碎。正因为破碎，所以它的水密舱比较多，很难有某一个集团单独灭亡，而各个集团的稳定又发挥了相互支持的作用。尽管这些集团在政治上是敌人，但是可能正因为它们互为敌人，是相互嫉妒和竞争的小集团，所以它们内部的传统才能维持得比较强，不容易被突然的洪水一下子扫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