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与思想｜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一封交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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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彼得拉舍夫斯基（从政治上看）有自己某种特定的一套见解，对政治事件有什么特定的看法。我发现他始终只遵循一个体系，而这也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傅立叶的。我认为，正是傅立叶妨碍他以独自的眼光看待事物。并且，我可以肯定地说，彼得拉舍夫斯基远没想到能把傅立叶的体系很快运用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去。对这一点我一直深信不疑。

每逢星期五去他处聚会的，几乎都是他要好的朋友和老相识，至少我这么想。虽然也出现过新面孔，但据我观察，这种情形很少见。这些人里，我熟识的只是极少一部分。有些人只是因为一年中有过三四次交谈才相识。还有许多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客人，我几乎根本不了解，虽然与他们在“星期五”聚会已有一两年了。尽管我并不很了解所有的人，但也留心听到一些见解。所有这些见解大多是众说纷纭，互相矛盾。在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伙人里我没看出任何的一致、任何的派别和任何共同的目的。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在哪一点还是在哪一个确定的题目上，都找不到任何三个人是看法一致的。因此相互之间总是争论不休，意见总是互相矛盾。其中的一些争论我也参加了。

但在说出我参加这些争论的原因和谈过的题目之前，我想就对我的责难说几句。事实上，我至今还不知道给我定的罪名。我只被告知，我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众人交谈，言辞中带有自由思想，还有，大声朗读了文学书简《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通信》。凭良心说，迄今为止世上对我来说最难的事，就是确定什么是“自由思想”和“自由主义者”。怎么理解这个词呢？是言论有违法律的人吗？我见过一种人，他们把承认自己头疼当成违法的事。但我也知道另一种人，他们随便在马路上就会把什么都说出来。谁能看见我心里想什么呢？谁能判定我是如何不忠诚，如何有害，如何反叛呢？这一判定是依据多少事实呢？很可能仅凭我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说的几句话。我讲过三次话：两次谈的是文学，还有一次也绝非谈政治，讲的是个性和人的自私。我实在想不起来，自己话里有什么政治内容和自由的思想，也想不出我什么时候在彼得拉舍夫斯基那里把真实的我和盘托出。我了解自己，如果罪名是基于脱口而出、被记在纸片上的只言片语，那么我并不怕这种罪名，尽管这是最可怕的定罪法。因为抽取几句没头没脑的话，不管指的什么，匆忙间听到，匆忙间理解，而往往是根本没听懂就匆忙记下来，这样做是最有害、最草率也最不公正的。但我重复一遍，我了解自己，所以并不害怕这种罪名。

是啊，如果向往美好事物便是自由主义，便是自由思想，那么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我是个自由思想者。如果任何一个人在自己内心深处感到自己有权当个公民，有权报效自己祖国，因为他心里满怀对祖国的热爱，知道自己任何时候都不会损害国家，如果这样的人都被当成自由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是。那么向往美好事物，究竟是可以允许的还是不能允许的呢？不妨让人揭发，看我是否挑起愤怒和仇恨，向往用暴力和革命犯上作乱，达到变天。但我不怕揭发，因为世上任何的告密都不能对我有所损益，都不能改变我的为人。我是公开谈论了那些别人认为应该缄口不谈的事，他们这样做并非害怕说出什么反对政府的话（根本不会想到这一点！），而是因为他们对于这种事已不习惯大声谈论了。难道我的自由思想就表现在这里吗？害怕讲话对我来说向来是一种侮辱，这对政府也是一种侮辱而不是一件乐事。是啊，为什么守法的人要为自己和自己的言论担惊受怕呢？这意味着认为法律不足以保护个人，为了一句闲话，言辞不慎就能丢掉性命。但我们自己为什么弄得人人作茧自缚，听到公开坦率的话，似乎是毫不隐讳地申说意见，就看成是一种怪异之事呢？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对政府开诚布公，对我们自己有益得多。我们看到我们大家都下意识地惧怕什么，心里总是很难受。

比如，在一个公开场合聚到一起，我们会相视而存有戒心，皱着眉头，左顾右盼，提防着什么人。再如，某人谈起政治来，那一定是低声细语，一副十分神秘的样子，尽管他的思想离共和国还有千里之遥，如同离法国那么远。有人要说：“我们这儿没有人上街示威大喊大叫，这很好么！”毫无疑问，谁也不能反对这一点。但过分的沉默与恐慌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蒙上一层阴影，它使一切变得没有乐趣，没有温暖。尤其让人沮丧的是，这种阴影本是虚假的，因为这种恐惧全无来由（我相信这一点）。这种忧虑无非是我们的臆想而已，是我们自己以神秘和疑虑陡然令政府感到不安。由于这种紧张关系往往弄得小题大做，很普通的话，大喊大叫地讲，分量就重得多；而事实本身有些怪异竟会变得非常严重，也就可能归咎于不相干的（不平常的）原因，而不相信真正的（平常的）原因。我总是相信，自觉的信念要比无意识的、不稳定的、摇摆的、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动摇的见解要坚定些，好些，而思想不是沉默不语就能“等到”或“悟出”的。我们自己总是避免妄下断语，总是凑到人堆里去讨论，否则就会在离群索居中僵化。出现这种情况是谁的错呢？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我从来都这么看。

虽然我举例谈到了我们的社交谈话情况，不过我本人远不是个大喊大叫的人，了解我的任何人都会这么说。甚至与好友我也不愿夸夸其谈，我的好友也不多。在生人面前更不用提了，我素来少言寡语，不善交际，认识的人很有限。我有一半的时间用来工作，以维持生计；另一半时间总是患病，抑郁症经常发作，折磨我已经快三年了。还剩下很少的一点儿时间，用来读读书和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留给朋友和熟人交往的时间少得可怜。如果说我现在写这些来说明，我不是一贯地以缄默达到隐瞒，那么我的目的是想说出自己的信念，而绝非为自己辩护。如今说我犯了什么罪呢？是说我谈论政治、西方和书刊审查制度吗？可是在我们这时代谁没说过、没想过这些问题呢？如果我没有权利说出我个人的意见，没有权利不同意某种自认为权威的意见，那么我过去上学干什么，科学唤起我的求知欲干什么呢？西方出现一片可怕的景象，上演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悲剧。若干世纪以来的秩序发生了崩裂，遭到破坏，社会根基每时每刻都有塌陷的危险，并将埋葬整个民族。三千六百万人每天都仿佛把自己的整个未来、财产、自己和子孙后代的生存当作赌注！这幅画面难道还不足以引起关注、好奇心、求知欲吗？还不足以震撼人心吗？而这正是那个给了我们科学、教育和欧洲文明的地方，这幅景象正是一种教训！最后，这还是历史，而历史是未来的科学，在这之后，难道可以怪罪我们这些受了一定教育因而激发求知和治学欲望的人，不应该有兴趣偶尔谈谈西方，谈论一些政治事件，读点当代的书籍，关注西方的动态，并尽可能地加以研究吗？难道可能怪罪我，不该认真地看待极度不幸的法兰西痛苦面对的危机，不该认为这一危机可能是法国人民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历史危机，是一种过渡状态（现在谁能解决它？）而最终会导致一个美好的时代？我关于西方和关于革命的自由思想，从未超过上述的见解和想法。但就算我谈论过法国的政变，就算我斗胆议论过当代的事件，是否能据此说我是个自由主义分子，说我主张共和思想，说我反对专制制度，说我在挖它的墙脚呢？不能！我从来都认为，在俄国实行共和制是再荒谬不过的事。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在这方面的想法。再说，这罪名与我的整个信念和我所受的教育是背道而驰的。我或许还能说明一下西方的革命和那里当代危机的历史必然性。那里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以来，社会与权威，与异族文明的征服、强制和压迫之间进行着一种最顽强的斗争。而我们呢？我们国土的形成便与西方完全不同！我们历史上的事件，例如在眼前：（1）俄罗斯被鞑靼人打败是由于权威的削弱和瓦解。（2）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的一塌糊涂，这个共和国在斯拉夫土地上实验达数世纪之久。最后是：（3）靠了权威和专制的努力，俄罗斯两次得救：第一次是从鞑靼人统治下，第二次是彼得大帝改革时，仅凭对自己伟大舵手亲情而童稚般的信任，俄罗斯便获得了向新生活剧变的机会。所以我们当中有谁会想搞共和呢？即使改革不可避免，那么就连那些向往改革的人也非常清楚，这种改革应该来自权威，甚至在那时权威更须加强，否则就会以革命的方式发生。我不认为俄罗斯会有爱好暴乱者。历史上的例子众所周知，而且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虽然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最后我记起了自己重复多次的话：从彼得大帝时起，俄罗斯出现的一切好东西，都是自上而下地来自帝王，而来自下层的迄今为止除了固执和无知，再没有别的。许多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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