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但
略显生硬、缺乏真实性的
和解过程
，导致小品的普遍评价不高。
(3)
2016年以后的结构化模式，更强调展现理想化的
社会图景，矛盾大多来源于缺乏沟通、语言歧义和刻板印象等，弱化了现实冲突的烈度。
人物塑造偏重传递正能量，以树立正面形象为中心，被讽刺的对象也不再是纯粹的“坏人”，而是可以被教育和感化的中性形象。
作者认为，随着小品的整合功能增强，内容开始呈现出程式化趋势。
面对
复杂的观众构成，以及维护国家共同体凝聚力、释放公众情绪等多重任务，
小品的创作有必要更新叙事策略，导入新型的反结构性力量以及现实逻辑话语。
本文原载《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2期，原题为《媒介仪式的结构化与反结构化——评析央视春晚小品的叙事模式变迁》
，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作为媒介仪式和戏剧表现的综合产物，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央视春晚小品借助戏剧化冲突的表现形式承担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文化使命，其所采用的叙事模型和策略始终在发生着微妙变化。从总体上来看，上世纪末的春晚小品中对负面问题的介入手法体现出了媒介仪式在阈限阶段的
反结构特征
，以及戏剧中对于神圣逻辑的消解；新世纪初的春晚小品倾向于在冲突与和解之间引入
叙事化过渡
，并且用社群性因素改造仪式中的个人因素；而近年的春晚小品则尝试以“
仿真矛盾
”的方式再造理想的社会图景，进而强化仪式的结构化功能和戏剧的价值教育属性。
媒介仪式的反结构阶段提供了一个集体狂欢的契机，公众得以借其调和自身与等级结构之间的关系，缓解积累的社会压力。在
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
的央视春晚小品中，媒介仪式的交融阶段表现得十分突出，并集中体现在
消解宏大戏剧叙事
的倾向上。
其中特别是早期小品经常以讽喻手法介入现实问题，通过草根阶层对崇高话题的调侃与解构，实现个体化的情绪释放。
这一阶段出现的反结构模式小品主要有如下特征：
特纳发现在年度性仪式
（calendrical rites）
中，平日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常会暂时掌握主动的领导权，而那些身处高位的人则必须“心怀善意地接受这种仪式性的降卑”，此现象被称为地位颠倒的仪式
（rituals of status reversal）
。地位颠倒中既表现对小人物的关注，又设置出地位逆转的情节。
作为中国典型的年度性仪式，央视春晚也一直强调“百姓舞台”的理念，绝大多数小品情节都围绕基层人物展开
（高频人物见表1）
。
虽然草根人物题材一直占据春晚小品主流，但“地位逆转”模式却集中出现在八九十年代小品中
（见
表2）
，小人物得以跨越常规社会身份限制。在《牛大叔提干》
（1995）
和《拜年》
（1998）
等作品中，
基层农民
主导了话语权，批评教育领导干部。《戏里戏外》
（1997）
更设置双重“地位逆转”：一方面村民痛斥村主任，不给老百姓办实事，另一方面通过对比历史暗讽今日干部不如昨日。这其中可以很明显看到地位颠倒仪式——
平民拥有了批评位高权重者的“特权”，身份较低者拥有了神圣特性，而现实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却扮演“谦卑”的角色，自我反思并接受教育。
从总体上看，相关小品中表现的政治地位逆转仍属少数，而经济地位逆转更为普遍。尤其在改革开放背景下，
贫富分化引发的社会矛盾和观念冲突
（例如拜金主义和传统伦理、西化和本土化）成为小品创作的重要素材。《乡音》《擦皮鞋》《如此包装》《父亲》等作品都褒扬本土草根，贬抑崇洋媚外；《如此包装》《打工奇遇》《戏里戏外》《兄弟》等作品也都赋予经济地位较低的一方以更高道德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媒介仪式在这里进入打乱秩序的阈限阶段，其最终目的并不是通过地位逆转来建构全新社会结构，而是要通过将矛盾冲突者聚合在一起重建平衡的特殊策略回归既有社会结构。
这种消弭戏剧矛盾的策略往往表现为剥去个体的社会身份外壳，进而发现他们作为原初性个体的共性，
从而“拉平”社会身份差异并取得共识，
最终在不必颠覆既有秩序的前提下解决矛盾冲突。这类小品的结局通常会回归到特纳所说的再结构阶段。
在反结构的仪式阈限中，戏剧化语言表达常常冲破理性和符号的限制，从现实逻辑出发解构神圣逻辑。这就使得观看演出不再是对象化的隔岸观火，而成为了具有带入性的集体狂欢。
早期春晚小品在语言表达上质朴自然，充满乡土俚语，呈现出一种似乎未经打磨的粗粝感。
其中常借助小人物的“口无遮拦”，让平日难以正式探讨的“潜规则”成为调侃对象。
例如1994年的《打扑克》中，通过“小小一把牌”揭示出社会大舞台中的人情世故。
此外，仪式阈限中的语言特色还体现为地位低下者对身处高位者的模仿，这种模仿通常带有解构性。
在春晚小品中，地位被提升的小人物拥有了在正式场合点评宏大叙事的话语权，通过戏仿方式暗讽大人物的装腔作势。
从戏剧角度看，这种对崇高语调的戏仿也能带来消解神圣的快感。其典型代表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