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和李鸿章势同水火的刘坤一则把盛宣怀作主要弹劾对象，说他在购买旗昌船产时“扣帑入己”“侵渔中金”，指责“招商局名为分洋商之利，其实所少者系国家课厘，所夺者系穷民生计”。
李鸿章竭力为唐、盛等洗刷罪名，从旗昌、汇丰银行等各处收集证据为招商局辩护。最后，他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他为招商局提出的整顿计划仍然有效，除盛宣怀暂离招商局外，唐徐二人继续担任招商局的一二把手。
随着招商局的发展壮大和持续盈利，不少清廷官员提出把招商局收归“国有”的主张。先后有两江总督沈葆桢、曾担任过招商局漕运会办的叶廷眷，以及接替沈出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
在招商局问题上，李鸿章和刘坤一之间的冲突最为持久频繁。除了对局员的弹劾，刘提出一个最具威胁性的国有化方案：他提议把招商局尚未归还的官款加历年利息，150多万全部转变为官股，使清廷成为招商局的最大股东。
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招商局为了保全船舶资产，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换旗策略。刘坤一坚决要求招商局先还官款。李鸿章在一封电报里给予强硬答复，指责刘“乘此时扣收塘工公款，挤人于危地，太不近情……俟局船收回，下届再议扣为要。鸿不欲再淘气矣”。
李鸿章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使得招商局在唐徐二人期间保持了经营的独立性。这也鼓舞了通商口岸的民间商人对投资新式企业的信心。
1881年，郑观应受李鸿章委托，筹备上海机器织布局，得到上海商人们追捧，除顺利按计划收到实缴资本金40万两外，余下股份的认购，在郑观应、经元善等商人经理和上海士绅龚寿图、戴恒之间发生了争夺。
在招商局创办的头十年里，官方予以漕运和贷款方面的扶植，商人们进行精明有效的经营、管理。在官商协力下，历经洋商发动的价格恶战、云南马嘉理事件引发的股东抽资风潮等等艰难，招商局成功实现“分洋商利权”的目标——从1877到1883年，招商局每年水脚收入总额稳定在190万两。
自招商局开办以来，中国内河航运运费稳步下降。据太常寺卿陈兰彬1896年估计：自1873年至1876年间，因为运费降低，中国商人少付给外国航运公司的费用在1300万白银。这对近代中国的商贸流动都是重大的利好。
在政府扶植、商本商办的理念下，招商局的创办和经营，实现了国家、商人、社会多方利益共赢的局面。身为创办人和庇护者，李鸿章也甚感欣慰地说：轮船招商局“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之文字”。
为了争取清廷实际掌权者的支持，李鸿章也聪明地把一笔一笔钱款孝敬给慈禧和她的亲信。1884年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命招商局准备白银5万两，为慈禧60岁生日献礼。
而擅用制衡之术的清廷最高权力者对这位权臣一边依靠，一边也有所猜忌，有意培植他的对手如刘坤一、翁同龢等人。这让李鸿章在推行整个军事、经济的近代工业化的过程中时受掣肘。
据梁启超记载：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洲时，在会见已退休的德国前宰相俾斯麦时提一个问题：“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
1894年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失势，成为朝野的众矢之的。
李鸿章属于最早一批睁开眼看世界的官僚士大夫，他很早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面临的危机，并试图通过学习、引进西方技术来发展中国的军事、经济实力以抗御外辱，实现国家富强。
然而，他的思想、价值观是非常正统的儒家。对他而言，爱国和忠于清廷是一体的。他所推动的“洋务运动”并不触及体制，只在将倾的大厦上修修补补，正如他自嘲不过是“一间破屋的裱糊匠”。
1900年，慈禧企图利用源自山东的民间组织义和团对抗西方列强，最终导致八国联军武装干涉。在携光绪西逃途中，慈禧连续发布几道上谕，电催李鸿章以“全权大臣”的身份和列强们议和。年近八十、重病缠身的李鸿章再次北上，替清廷收拾烂摊子。
《辛丑条约》签字回来后，李鸿章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数日后，他怀着极为悲怆的心境病逝于北京。清廷诏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梁启超曰：“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
由李鸿章开创的百年轮船招商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之文字”——纪念着这位晚清政治家为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富强所做出的无法抹去的功劳和努力。
唐廷枢
香山买办们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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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香山县设于南宋绍兴二十二
（1152）
年。主要范围包括今中山市、珠海市、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州市南沙区的大部分。1553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半岛登陆。道光二十
（1844）
年，葡萄牙女王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四年后，葡人赶走香山县丞，完全霸占了澳门。
鸦片战争前后，作为中西方贸易门户的澳门日趋兴旺繁盛，大量的香山本地人因此介入了由葡人统领下的商务贸易活动。他们学会了说外语，因而充当洋人的翻译、联络员和生意上的助手，由此在香山地区出现了“买办”群体，形成唐、徐、郑、莫四姓为主的买办家族。
从1573年到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再到辛亥革命，当时活跃在香港、上海、广州、天津、汉口、唐山、九江等洋行中的买办，十之有八是香山籍人士。他们受雇于洋人的同时，也开始创办独立商号，最早涉足的大多是茶、丝、鸦片的经营买卖，积累起巨大的财富。
香山买办们依靠家族、同乡编织起一个庞大而紧密的商业网络，成为影响19世纪中后期中外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其中，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容闳是香山买办中的佼佼者。
唐廷枢又名唐景星，来自香山唐家。他早年就读于传教士布朗医生在香港开设的马礼逊教会学校，接受西式教育。他精通英语，曾在港英政府里担任翻译工作，后到上海海关担任高级翻译。1861年，唐廷枢受雇于怡和洋行，两年后就被提拔为总买办。在怡和洋行担任买办十年里，他负责管理钱款、收购丝茶叶，并经营当铺、地产、大米、食盐等多种业务。其间，他与人合伙开茶栈。几年后和同乡、宝顺洋行总买办徐润等人控制了上海、汉口以及周边地区的茶叶贸易。
到19世纪70年代，唐、徐已是上海滩享有盛誉的买办，拥有巨额财富。唐广泛投资于中外企业，在沪津、沪汉等航线上投资或附股置办了六艘轮船，是中国航运界威望最高、财力最为雄厚、管理经验最为丰富的代表人物，被视作“华股领袖和代言人”。徐润则在旗昌、公正等外国轮运公司都有数额不菲的股份，旗昌的创办资金主要来自包括徐润在内的华商，所以有人戏称：中国人才是旗昌的最大业主。
徐润
常年浸润于西风中，这些香山买办们在饮食、起居和社交活动中都体现出中西合璧的色彩。徐润过着非常西式的生活，同时又终年“身着衣袍，剃过的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这仍是一群受中国传统影响非常深的人，笃信儒、佛、道和民间风水之说。积累起财富后，他们通常会通过纳捐求官以提升社会地位：唐任职怡和洋行期间捐买了花翎二品衔、福建候补道，徐润和郑观应都在上海皖营捐了员外郎，后又捐升郎中。
在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商人处于社会阶层的底层。形成于近代的“买办”阶层，因为受雇于洋行，为洋人办事效力，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19世纪到20世纪又多一层政治贬义色彩，不被信任。在1862年写给老师曾国藩的一封信里，李鸿章提到要提防那些替洋人效力的广东商人。
1870年代，他却把自己最重要的新式企业交给了一批成功的香山买办商人，涉及轮船、工矿、纺织、铁路，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1873年6月，唐廷枢、徐润接手招商局后，招股的困境立即有了转机。
唐、徐二人自己率先入股。在第一期的100万两股本中，徐润议价前后认股48万两，唐廷枢个人至少有8万两，还把自己原来附入洋行的轮船“南浔”带入局中经营。在唐、徐的影响下，一些香山买办入股，股资达五六十万两。实业家经元善后来说：招商局入股者“皆唐、徐诸公因友及友，辗转邀集”。
唐、徐仿照西商贸易章程，制定了《轮船招商章程》和《轮船招商局局规》。《局规》特别强调“商办”性质，对推选商董、股东权利作出详细规定：如商董可联名禀请更换不称职的商总；在遇到紧要事件时可邀请“在股众人集议”；在账目公布后可以“随时到局查阅”。因而吸引了更多的买办、商人和官僚等资本所有者投资入股。
股东们对招商局的业绩表现也感到满意。据《申报》报道，1875年8月股东们到总局查阅账本，“共有欣喜之色，故请不必朗诵，便向总办道谢而散”。
对唐、徐二人在招商局的工作表现，李鸿章非常满意，曾致函加以勉励——“全赖在事诸君子严立章程和衷协力，而两兄之肩负更巨，责成更重，无惜勤劳，秉公筹划，庶克有济，弟实时刻为之惴惴。”
在唐、徐的主持下，轮船招商局经历了企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十年”。
招商局成立后，原本由旗昌、太古、怡和三家英美洋行瓜分长江内河航运的垄断局面被打破。经过第一轮价格战后，规模最大的旗昌轮船公司亏损越来越严重，股价大跌。正值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到1876年，旗昌的老板有了出售在华全部产业的念头，并放出了消息。
招商局1872年购买的第一艘钢制蒸汽动力轮船伊敦轮模型
徐润得闻消息后，和唐廷枢、盛宣怀商量。8月，三人到烟台找李鸿章秉明此事，李以“费巨难筹”拒之。不久，中间人找上门表示愿意降价，当时唐在福建，盛在湖北开矿，徐于是拍板先支付了定金。经两家商谈，最后招商局以220万两的价格吃下旗昌的资产，商定先支付白银100万两，其余欠款分年支付。
招商局并购旗昌，是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吃下旗昌后，原本只有11艘轮船、资本额仅75万两的轮船招商局拥有了29艘轮船，成为中国水域上最重要的一家航运公司。经过惨烈的价格战，几年后，太古、怡和两家外资巨头不得不找上门来，和招商局签订了中外航运之间的第一个“齐价合同”。
对于这桩收购案，学界长期存在不同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见认为旗昌的轮船比较老旧，这笔买卖并不划算，加重招商局的财务负担。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从今天来看，这是一笔有战略眼光的买卖——原本很弱小的招商局一下子就有了成熟的品牌、客货市场和位置优越的码头、船栈。”他解释说，“无论从商业利益还是从政治使命，都具有正面意义。”
到1883年1月招商局与太古、怡和两家洋行签订“齐价合同”时，招商局在长江和天津的航线上的比例已分别占到42%和44%，这是不包含漕运的数字。
主持招商局后，唐、徐于1876年又十分成功地创办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家保险公司——仁和保险公司。
招商局创办之初，局中所有船只都是向洋商保险公司投保，承保条件苛刻而且收费昂贵，也不能照数给予保险，甚至有时会出现有意刁难的情况。唐廷枢、徐润敏锐地觉察到了这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1875年，他们在《申报》等报纸上刊登《保险招商局公告》，对发起、筹备中的船舶保险业务进行详细的说明和介绍。华商反映热烈，到年底共投股额约20万两。
1876年，唐廷枢、徐润、陈树棠等在保险招商局的基础上正式创办仁和保险公司，从此打破洋行对保险市场的垄断。两年后，徐润等又创办济和水火险公司。1886年，两家合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
仁和保险自营业以来效益良好，第一年的营业利润高达30%到40%。除照年给息外，分派给股东的余利相当可观，为1.5分。据《申报》1881年3月12日报道，股东们得知消息后，“有不禁令人眉飞色舞者”。
在李鸿章的邀请下，另一名香山籍买办商人、清末著名思想家郑观应也于1882年入招商局出任会办。他对改进招商局的人事、经营、管理、经济核算等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并代表招商局和太古等签订了第三次“齐价合同”。1892年，郑观应曾对长江沿岸各招商局分局进行西巡调查，完成《长江日记》，分析了沿路了解的分局营业利弊，与怡和、太古的竞争情况，并提出相关对策。
郑观应
香山买办成就了招商局的黄金十年，招商局也成就了香山买办。
开风气之先的招商局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一所“黄埔军校”。任职期间，唐、徐、郑也从买办商人真正转型成为有现代精神的企业家。他们以招商局为起点，参与创办和经营一系列新式企业，涉及保险、煤矿、铁矿、机器制造、织布等，成为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先驱人物。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赴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处任职，暂别招商局。他后来在澳门隐居六七年，撰写了近代思想史上的重头之作——《盛世危言》。系统地论述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才能有效抵御外侮，促进国家富强的改良主义思想。其中的“商战”部分，尤其是《后编》中长达12.3万字的《船务》篇，是郑对其在招商局的实践经验和思考的总结。
《盛世危言》行印后，在官僚士大夫、青年学子中风靡一时。光绪帝读到此书后大为赞赏，命总理衙门特印2000部，分发京都官员们阅读。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都谈到过他们从中得到的思想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