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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商务印书馆第一届业务讲习班毕业合影
杜亚泉乃秀才出身，江南得风气于天下先，1895年以后即无心科举，热衷新学。他与同龄的梁启超不同，对“政治”没有兴趣，更喜欢以“艺术”（科学技术）致力于救国。他说：“政治与艺术之关系，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不能发达”。从1904年进入商务，担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主持编译的各类自然科学辞典、教科书和普及读物不下百余种，早期中国的科学启蒙，杜亚泉是当之无愧之第一人。
倘若杜亚泉仅仅是编译科技西书，那么他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洋务人才。然而，他是商务早年元老当中，除了蔡元培之外，最具有士大夫情怀和敏锐时政意识之人。其老友蔡元培对他所知最深，在杜亚泉去世之后，如此评价：“余终觉先生始终不肯以数理自域，而常好根据哲理，以指导个人，改良社会。三十余年，未之改也。”
蔡元培的评语，值得注意的是两点，一是“根据哲理”，二是“指导个人、改良社会”。杜亚泉秉承儒家士大夫的理性精神，一生纵论国事天下事，皆是从学理出发，以哲观世，以理论政，即使在与陈独秀的论战之中，面对论敌的咄咄逼人、盛气凌人，也不亢不卑，循循说理。启蒙运动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内部分歧，从气质而言，如果说新派知识分子陈独秀表现出一种浪漫的思想决断的话，那么老派文人杜亚泉则更多地延续了儒家士大夫温雅的理性传统。
▲《杜亚泉文存》
同为清末最后一代新派士大夫，继承公羊学传统的康有为，其兴趣在政治，而梁启超游离于政治与社会、改制与启蒙之间。而张元济、杜亚泉等商务同仁，则始终坚守“指导个人、改良社会”的民间立场。作为深受儒家传统浸润的士大夫，杜亚泉对任何形式的国家集权都是怀疑的，他一生的思想可以用两个“主义”来概括，文化上采中西调和的“接续主义”，政治上是社会自治的“减政主义”。他所致力的，不在政治制度的鼎革，而是社会与文化的改变。“指导个人”以改造人心，“改良社会”以奠定共和基础。
作为一介布衣，杜亚泉心系的却是家国天下。在绍兴老家，他关心中国的命运安危，到了上海，主编《东方杂志》，又纵览海内外大事。特别是一战期间，杂志对欧洲战事的报道和分析，在国内独步天下。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改版，最大变化乃是基于真实与知识的全方位报道，从地方到全国，从国家到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无所不包容于其间。他无意政治实践，但对国内外市局变化的大趋势，一直有敏锐的观察。他的文章能够跳出表象的时政分析，以丰富的学理和历史知识，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分析天下时势。有距离感的关怀，让他的时论具有了时间的穿透力和深邃的历史感。
▲《东方杂志》编者
杜亚泉深知，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命运无法离开世界大势独立发展，欧洲发生的一切，将深刻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前景。从1916年起，他就开始比较东西文明，从全球文明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的未来走向。这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时代共性，他们的思维方式不是“民族的”，而是“世界的”，不是从民族的特殊历史、民族的特殊国情来想象中国的未来，中国不能逆世界文明潮流而动，世界文明演化的趋势就是中国的方向。虽然杜亚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于世界文明的演化方向观点有分歧，在中西文明是否可以调和上有严重对立，但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们继承的是中国的天下主义传统，他们都是胸怀博大的世界主义者，而不是心胸狭窄的民族主义者，更确切地说，是一批具有天下主义情怀的爱国者。
杜亚泉主政的《东方杂志》，在1910年代是中国最重要的知识性、人文性杂志，从中年知识精英到年轻学生，通过阅读《东方杂志》了解世界、吸取新知。然而，《新青年》的横空出世，打破了《东方杂志》在知识界的权威地位。
陈独秀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头两年一直没有大的起色，读者寥寥，直到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1917年编辑部移到北京，杂志拥有了北大的后盾，新文化才正式“运动”起来。《东方杂志》和《新青年》是两代知识分子的象征，原先同属于启蒙阵营的两代人，如今要同室操戈，年轻一代的新知识分子要挑战老一代“旧派中的新派”，抢占启蒙的话语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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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文门第四次毕业典礼集体照
前排左起依次为：
朱希祖、钱玄同、蔡元培、陈独秀、黄侃
1918年9月陈独秀对《东方杂志》气势汹汹的责难，乃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陈独秀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是整个一代雄心勃勃的新知识分子师生群。如果说，1919年的五四运动让新一代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的话，那么，1918年《新青年》对《东方杂志》的挑战，那是年轻人对中年人、新一代启蒙者对老一代启蒙者的精神独立宣言。
从知识层面而言，接受了完整新教育的新知识分子，有一百个理由看不起老派启蒙者。陈独秀与杜亚泉的分歧，不仅是新与旧、文明对立论还是文明调和论的差异（这些方面学者的研究已经很多）同时也是晚清以来保种还是保教的不同。
晚清的各种改革思想，一言而蔽之，可以说是“中体西用”，这是各类新派士大夫的共识所在。不过，即使是中体西用，也有多种路线的竞争。简单而言，有保国、保种和保教三种不同的取向。保国者，最典型的乃是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他们的洋务改革最重要的乃是保住大清王朝，王朝在，国便在，不至于内外交困，分崩离析。保种者，严复、梁启超也。他们要保的是中华民族，在亡国灭种危机之下，民族的生存是最重要的。保教者，乃是康有为，他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儒教的中国，儒教在，中国就不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