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本文讲述了《他乡的童年》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和其中涉及的教育问题，以及周轶君在采访过程中的所见所感。文章提到周轶君游走世界，尝试向外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同时面对关于环境和教育的新问题。同事的分享和反馈引发了周轶君的思考，纪录片展现了很多面的生命样貌。同时探讨了家长陪伴、女性抚养角色等问题。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周轶君通过拍摄《他乡的童年》引发对教育和成长的思考
周轶君在拍摄过程中发现不同国家的教育方式和生命样貌，引发了对教育和成长的深入思考，包括家长的执念、教育方式的不同等方面。
关键观点2: 纪录片展现多种生命样貌
《他乡的童年》展现了世界各地的教育方式和人们的生活状态，包括日本、芬兰、英国、以色列等不同国家的教育特色和家庭生活。
关键观点3: 家长陪伴和女性抚养角色的讨论
纪录片中探讨了家长陪伴的重要性，尤其是女性在抚养孩子中的角色。不同文化中的女性在家庭内部承担了更多的陪伴职责，但在现代社会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关键观点4: 反馈和影响
周轶君通过拍摄过程和观众的反馈，更加理解了观众的反馈和思考，认识到教育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
正文
纪录片结束在周轶君行走在寺庙里的画面，巨大的闭目佛首安详地散落在院落中，留下的是一个终极问题：“我要去往哪里？”
对于周轶君而言，行走是一种常态。她的第一本书《离上帝最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中，序言的标题就是《飞去母亲不知道的地方》，年轻的她不敢告诉母亲自己将要前往战乱之地。到了中东，在空袭和恐怖混乱的枪击之中，她开始关注儿童。
放风筝的孩子、被战火吓哭的孩子、电台里放声歌唱的男孩……在书中，她还记录了自己参加巴勒斯坦儿童的葬礼。当年的数据显示，96%的加沙儿童因受战争场面刺激而患有心理疾病。
这段经历是《他乡的童年》的序章。后来，越来越多人因为《锵锵三人行》认识了作为记者的周轶君。制作《他乡的童年》，周轶君也是带着“国际记者”的意识和视野，通过童年与教育的角度，继续观察时代对我们的影响。2019年，《他乡的童年》首季播出，很多人借这部纪录片，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这几年在社交网络上，有很多关于家庭与教育的热词，如“重新养育自己”和“原生家庭”。人们仿佛不约而同地，都有了一种“向内看”的自觉，审视自我的成长轨迹，重新整理和家人的关系。有人看到了爱，有人感受到的是恨；有人觉得知足，有人觉得亏欠……
在这些讨论翻来覆去、沸反盈天之时，周轶君找到了一扇窗口，游走世界，尝试向外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2025年5月19日，尼泊尔辛杜利区的学生在上学的路上。（图/视觉中国）
她在日本看到集体的呵护，在芬兰看到无拘无束的自由与尊重，在法国看到言语之中暗藏的力量，在德国看到规则如何塑造一个国家，在新加坡看到“卷”背后的历史涌动，在泰国看到重启生活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
“向外看”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换一个环境，我们就会让孩子拥有更好的生活吗？换一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吗？
这部纪录片的每一集都是一面镜子
《
新周刊》
：
如果向一个没有看过《他乡的童年》的观众介绍这部纪录片，你会怎么介绍？
周轶君
：我觉得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我会认为这部纪录片是很多面镜子，它的每一集都是一面镜子，不光是教育，它会从各个方面让我们看清楚自己是怎么成长的，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你知道这世界上的生命样貌有很多种可能之后，就会把一些事情看宽一点。《他乡的童年》不完全是一部教育纪录片，不是说有了孩子我们才要去看。
《新周刊》
：纪录片的信息量很大，你们是怎样做准备工作的？
周轶君
：我们有一个调研小组，大家会一起讨论，先把要去往的国家选定。我觉得这些国家和社会都有一些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也会在教育当中反映出来，而且对我们来说是有一定的启迪的，那我们就会先看一些关于这个国家的书，同时，我们的调研员会在当地找人了解情况，最后我们再讨论如何拍摄。
联系拍摄是非常困难的一个环节，尤其是在德国，它对隐私的保护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当然我很尊重他们这一点。有时候联系拍摄对象是非常困难的，这些过程很漫长，那我们就要去死磕。
《新周刊》
：关于这部片子，你们有收到一些印象深刻的反馈吗？
（图/《他乡的童年》第二季）
周轶君
：有一个在德国生活了十年的观众留言，说他觉得我们抓到了德国人对于犯错这件事情很宽容的特质。他还举了例子——在他的工作当中，他曾经出现过把客户A的资料发给了B的情况，他以为自己要被惩罚了，结果他的老板很宽容，说“谁没犯过错呢？”。他们是有一套补救措施的，这些错误也没有影响他升职、加薪。
我看到这样的评论就很开心，说明我们抓的这一点是对的，这位观众也给了我信心。我最开心的就是，观众真正理解你在做什么，理解你想表达什么。
世界很大，有丰盛的生命样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