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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首医院长,之前有人推荐一位“杰青”,一看就是“浮躁的典型,发了一批没意义的论文”

弗雷赛斯  · 公众号  · 科研  · 2025-03-19 21:32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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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生科院期间的工作,看上去是生科院的变化,其实有很大程度是校领导的支持和职能部门的工作。北大生科院的柴真书记人品很好、工作能力强,团结带领学院。

3

问题

教授聘任体系是高校改革的关键问题

在全国的高校,都遇到教授聘任体系改革的阻力。其核心是一旦聘任,就要终身。这一问题,衍生很多其他问题。

各个单位都知道事实终身制的问题。就有常规的对付方法:聘任之初不给很好的条件,招聘人数多以防止有些人不称职,聘任后每年述职,收入低,每年根据述职给奖金,然后还有多种奖,以补年薪的低。确实是终身制,但支持永远不够。

例如,根据老师具体讲了几门课、每门课的课时而发讲课费就是非常不合理的补充。老师的年薪如果足,就包含讲课的工作。讲课费一件看起来的小事,但它不仅是老师个人待遇,而且立即牵涉课程设置是为了教育、为了学生,还是为哪些老师有收入的问题。

因为支持不够,所 以对老师的评审工作一般是走过场 。但过场又太频繁,至少每年一次,用浅显的数据,而不深入认知,造成高校老师的人心浮躁。学术没有得到加强,而肤浅甚嚣尘上。 近年有人给我递上外地一位杰青长江的履历,建议任首医的院长。我一看,这是浮躁的典型,发了一批没意义的论文 ,恐怕还很能在江湖游玩。这种人, 如果引进,树了歪的标杆,就害了一个单位 这类人不是个别,就是因为很多单位死不改革 。单位领导怕得罪个人,不怕得罪中国、不怕浪费中国人民投入高校的的资源,不用担心责任。 这类人不仅多,而且没有矛盾,频频晋升

还有很多单位,招聘的教师不让独立,而成为院系领导、老教授的手下助手 。说是给新聘老师资源、空间、研究生名额,其实是给校领导、院领导、系领导自己的课题组提供资源。而年轻人的晋升依赖为上级、为老教授服务的态度和“贡献”。有些小群体,不讲学术标准,竞争晋升是一个小团体与另一小团体的博弈,儿戏般视高校为江湖。

2007 年的北大,以上问题小于、少于 2025 年全国大多数高校,但也有一些。

但是,全国都容易出现的是,领导、院士、老教授自己的学科或者自己的学生,容易继续扩大,而长期缺乏的重要学科可以没有人关心。而新兴学科,就更容易无人关心。

这样的体系不改,院系的学术和发展就从属于领导和院士的人事关心。科研、教学、文化、服务都受影响。

4

个人

从现在回顾,恐怕一公和我都有一定个人感想而回国。

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回国。今天,也没有几个 40 岁年龄段的教授回国,一方面不一定能够 45 岁以下成为国际的讲席教授,一方面各种其他的考虑。

一公的情怀里面包含对清华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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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北大情节,虽然到任后隔一段时间会查北大档案里面家人情况,但到任之前完全没想过,不知道后来会查到那些有趣的细节(北大的学生档案保留很好,一百年前我太外公的弟弟在法学院预科、本科和国立大学第一届研究生期间有两三门不及格)。我三舅是1953年江西高考第一入北大物理系的优秀学生(包括在北大的每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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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从 1995 年开始,部分时间从美国回中国是在科学院从旁协助教学、科研。

到北大主要是考虑自己的教学兴趣。当然研究重要,而且是需要大力提高的,但在北大我还可以发挥自己讲课的热情和特长。

我估计自己有管理的时间和能力。一个因素是我自己不喜欢动手做实验,主要是思考和设计,这样我在美国期间一天至少有半天空余,除了读文献、读书、读历史之外,做助理教授第二年就开始有时间写科普文章。喜欢做实验的人经常自己做或者干预学生,这些时间对我都省出来了。一个因素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能够公平。我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有熟悉我几十年者为其他事情急了,说“你是没有妒忌心的,所以你不能理解”。我当时有点愕然,现在反过来思考,可能妒忌心不能太强有助于开展行政工作。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建立实验室,在神经所成立之初的经历,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生所)的早期,也接触或观察了中国工作的一些方面。

而对于很不确定的北大是否能够支撑我的研究,因为在北生所有实验室,所以心理上有一定安全感。实际上,北生所对我的重要性还不止心理:到北大之前在北生所已经有研究生,实验室工作没有因为从美国回到中国而耽搁很长。北大生科院当时空间很小,如果我实验室搬进去,就难以招聘其他人的,所以我回国之初前几年用北生所的实验室,半天北大、半天北生所,好几年后才关闭。


5

实践

高等院校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教授聘任晋升体制的改革 。如果这一改革成功,其他迎刃而解。

迄今,我国高校已经完成这一改革的只有两校。其他要么裹足不前,要么观望,要么不理解、甚至故意推动反改革的舆论从而逃脱责任。

两校生命科学学院全建制率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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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校都是“只做不说”,所以虽然工作有条不紊,但没有清晰的总结,后来很多人其实不知内情,也不知多少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所有能够想象的问题,一般都出现了,但也都有办法解决。


北大坚决支持生科院全面建立新体制,北大和国内常称为“预聘制”,我现在称之为“职道制” 。以新人新办法的方式,新进的全部实行,有两位到岗不久的自愿提出后加入。全部是全球招聘,设定程序评审,依赖对工作水平和个人潜力的切实评价、从不用文章的篇数或所在刊物。 拒绝过两位在 Cell 发过两篇文章的申请人,后来都被证明决定是对的 ,一位后来被发现是造假,一位是只会做,不能独立思考、设计。这两位都在 2012 年之前,那时中国、华人发文章还不容易,现在这种人数量已经大大增加,如果按文章的刊物、篇数,恐怕不少单位要深受其苦、深受其害。

招聘不能任人唯亲,如果与原导师方向接近就不可能被招聘 。另外也不加强江湖做法。曾有院士的博士生,在国外著名大学博后期间在 Nature 发表过文章,而同学科抱团认为当然应该招聘。但评审过程中,因为分析其研究、论文的实质,讨论之后投票没有过。改学科的很不高兴,几年不合作,但不仅失去这位没有可惜(后来在其他单位并未作出重要工作),而且学院照样发展,不因一个学科要近亲繁殖不成而抗议就难以为继。还有一个当时很大的学科,也因为不高兴而有几年不合作,但也一样没有影响学院的发展。坚持正确的体制、正确的方向,终将发展。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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