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尊意如何，盼赐一函。一切旅程交通问题，我都可尽力襄助解决。
最后我作一个自我介绍，我是学心理学的，现在香港大学任教。因为香港接近国外，国外朋友回国的多数经过香港，我就顺便地招呼一下。
余另叙，候示，即祝研安
弟 曹日昌上 五，十四
通过这两封分别给钱学森的信、以及葛庭燧女儿葛运培的回忆，可以说明，钱学森在收到葛庭燧的来信之前，并没有回国工作的打算，也和所谓北方当局没有联系。葛运培回忆道：
钱学森后来也一直保存当年父亲写给他的那封动员信，在1993年父亲80岁诞辰时，钱学森先生在贺信中写道：“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是你引导我回到祖国的怀抱。”
问题是：
第一：为什么曹日昌要通过葛庭燧转呈受北方局之嘱致钱学森的信？
1954年5月15日，曹日昌在给葛庭燧信中的第一句话回答了这个问题：
庭燧兄：
四月底的信收到。计苏兄亦会到，计兄已于今日北上。
计兄谈到留美同学的情形与吾兄工作之努力，不胜钦佩！计兄也许不及给你写信，我和计兄的决定是：凡是您与计兄的朋友，或你们两位知道清楚的同学，要回国的，没有别的关系，都可由兄介绍给我，我转介绍给国内安排工作的人。在政治上纯洁、有“一技之长”的，我们一律欢迎。盼兄多多鼓励他们回来。……
另有一事相托，钱学森先生
④
，想您认识，否则请打听一下。北方当局
⑤
很希望他回来，要我约他，我不知道他的通讯处，附函请代转交，并请对他多多鼓励一番，他能回国最好！拜托，拜托。即祝大安！
弟 日昌上 五，十五
第二个问题：计苏华是谁，他和葛庭燧是什么关系？
计苏华和李佩同龄，他1917年3月25日出生于江苏苏州一个基督教家庭，1935年9月考入上海医学院，在校期间，他参加了由龚普生、龚澎姐妹等一批燕京大学同学，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读书会；1938年9月，由龚普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7月任上海医学院地下党第一任支部书记，此后，在周恩来领导下，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
计苏华1941年毕业后任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住院医师，1942年春天，他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上级接上了关系，他的直接联系人是周恩来的外事秘书龚澎。龚澎向他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有关地下工作的指示：长期隐蔽，等待时机不能轻易暴露，目前不要发展党员，不要活动，但要做好交朋友工作，团结一批人。
计苏华始终严守组织机密。1944年，周恩来与计苏华有过一次关于出国留学深造问题的长谈，周恩来说：“党不仅需要政治家，也需要自己的科学家、专家，而且从现在起就需要培养。”临别时，周恩来建议计苏华设法到国外深造。
1947年7月，在征得中央同意后，他自费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遇见了在这里工作的物理学家葛庭燧。同年2月，李佩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一年后，1948年春，她和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副教授郭永怀结婚。
留美期间，计苏华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主动联系并广泛团结中国留美学者。1947年底，根据周恩来指示，将分散在美国各地学习的进步力量组织起来，并吸纳其中的积极分子成立了进步团体“建社”。“建社”是周恩来亲自起的名称，意寓“建设社会主义”，并以此作为成立“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筹备机构。
第三个问题： 既然计苏华1947年7月已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结识葛庭燧，并一直在广泛联系中国留美学者，为什么却在他1949年3月回到香港后，曹日昌才提出请钱学森回国之事？
曹日昌致葛庭燧的信也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回到香港之前，计苏华本人并不了解钱学森，尽管身负统战使命，也没有提出和争取过钱学森回国。
从1947年7月到1949年3月，计苏华和葛庭燧同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和工作。
在美近两年时间里，计苏华忠实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指导思想，周恩来在负责统一战争及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时，特别强调发挥党外人士中积极分子和进步分子的作用。计苏华一方面社团形式开展中共领导下的“地下工作”——领导群众 结交朋友；另一方面，“照顾全局 照顾多数 和同盟者一道干”，让留学人员中的党外分子“用自己的口气”“传达党的指示”，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1949年1月15日，计苏华根据中央指示，召集了包括葛庭燧在内的几位积极分子在自己的住所开会，决定率先成立“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分会，1949年1月29日，中国农历新年第一天，芝加哥“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分会成立，选举了葛庭燧、丁儆5位党外积极分子为理事会理事。计苏华以先期为回为由，没有任职。
葛庭燧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0年获燕京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1943年获加州大学伯利校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原子弹相关研究，1945年到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工作。
1949年，38岁的钱学森是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在留美学界赫赫有名，葛庭燧和钱学森并不陌生，他比钱学森小2岁。那么，为什么当时在美国时他们没有动员钱学森回国？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们当时要么没有接触钱学森的渠道，要么没有认识到前者的重要性。
在这个链条上，李佩出现了。
当计苏华1949年3月应组织安排从美国启程回国之时，在美国的李佩也以探亲名义，从美国乘船途经香港回国，她当时的身份是康奈尔大学留学生、康奈尔大学航空学院副教授郭永怀夫人。
2016年，李佩的弟弟李佩璋回忆：北平解放后
（1949年1月31日）
，李佩乘第一艘船从天津大沽塘上岸后，直接到北平，没有回天津父母家，根本没有回家探亲一说。
计苏华和李佩在美国时是否有联系暂未可知，但是，在1949年初他们回国途中，都在香港停留，当时，他们共同的朋友、同志：龚澎、乔冠华夫妇正在香港做国际统战工作。此时，曹日昌信中提到的北方当局对钱学森归国的兴趣，以及对钱学森重要性的认识，很可能是来自当时先期抵达香港的李佩对龚澎的建议。而所谓北方当局的意思，其实就是龚澎和乔冠华的直接指示。
在《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一书，乔松都写道（P72）： 计苏华始终严守着组织的机密。多年后，他的夫人史记招大夫才得知，原来在病房中和自己倾心交谈的龚澎大姐，就是计伯伯与党组织的联系人。几十年后，史大夫仍旧非常动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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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龚澎，
1941年秋天，李佩从西南联大毕业，到位于重庆的“中国劳动协会”工作并结识
龚澎
右：新中国成立初期章汉夫、龚普生夫妇在天安门城楼国庆观礼台上，龚普生的妹妹龚澎比她小一岁
时间回到十年前。
1939年7月24至8月2日，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作为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会副主席，22岁的李佩随龚普生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赴会，从此，两人结下一生的友谊。
龚普生年长李佩4岁，中学时代在教会学校上学。她1913年出生于上海，父亲龚镇州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母亲徐文是早期留学运动先驱徐雨生的女儿。龚普生出生后不久即随父母流亡日本，1914年，她的妹妹龚澎在日本出生。1925年，龚家到上海定居，1928年，龚普生和龚澎同时进入上海圣公会办的圣玛丽亚女子中学读书，两姐妹在这里打下一生的英文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