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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形势
谈了半天方法，到底对未来有什么预测结论？
回到文章最开始的论断：
2019年只是寒冬的开始，2020年之后会愈加艰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最重要的依据，是对于经济困难来源的总体判断：
经济形势不好，在于经济转型的艰难。
这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困难。
第一，从趋势看，经济增速从高速滑落是世界趋势。
第二，从周期看，中国金融周期很难启动下一繁盛。
第三，从模型看，中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停留时间可能很长。
先说趋势，
历史上曾经有多个贫穷国家因为一系列改革，快速脱贫，增速达到10%以上。其中中国是持续时间最久，脱贫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并没有脱离这个“改革脱贫”的故事，因此在长期发展趋势看，也大概率会类似于其他国家，高速增长一段时间后，增速逐步降低，维持中速增长，甚至低速增长。按世界各国趋势看，贫穷的时候增速高，富裕之后经济增速很可能降至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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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60-2010年世界各国经济增长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再说周期，
经济系统中最经典的周期就是金融周期：经济系统信贷增加，企业都有钱了，开工加紧生产，卖出去产品挣到了钱，又去买更多其他厂家的产品，其他厂家也挣到钱了，慢慢扩散循环到整个经济，进入繁荣期。但繁荣期太过火，企业全都产能过剩，卖不出去，开始亏本收缩，经济又逐渐萎缩进入衰退期。这样的循环就构成了基本的经济周期。
那中国能不能也这样松紧循环呢？这一轮寒冬过去，是不是就要进入下一轮春天了呢？很难。
中国最大的差别在于：
金融系统没有这么好的传导性。
上面说的“繁荣-衰退”周期，前提条件是金融系统传导良好：货币宽松，所有企业都有钱了，经济就繁荣了；货币紧张，整个经济都感觉压缩，市场出清。
但是在中国，金融体系主体还是通过银行信贷系统传导，而银行信贷系统严重偏向房地产企业和大型国企、央企，因此金融周期总是导向房价周期，大量经营不善的国企、央企又占据僵尸贷款，使得整体货币金融的“大水”无法漫入经济，也就失去了刺激经济繁荣的基本通路。
在最近王小鲁老师进行的一次全国188位中小银行行长调研中提问，
“您认为当地民企和国企竞争条件是否平等？
”
188位行长的单选回答分布如下：
很平等：3.8%
有差别：60.2%
不平等：36.0%
可以看出，96.2%的中小银行行长反映出金融系统的不平等待遇。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传导通路受到阻滞，无法进入更有活力、有创造力的数千万企业，繁荣周期就难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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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全国188家中小银行行长调研，数据选自王小鲁《调查报告：银行行长看经济形势》（《中国改革》2020年第1期）
最后再说模型。
主要是“中等收入陷阱”模型。
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人均GDP一万多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而人均GDP两三万美元以上则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世界上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都停留在这个阶段，发展增速放缓，难以成为高收入国家。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会有这个陷阱存在呢？
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型，就是劳动力的素质升级和产业的结构升级。从文盲人口向初等教育人口转变，从农业向工业人口转变，完成了大多数国家脱贫致富过程。中等收入阶段就对应劳动力的这一次转型。
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变，则需要对应劳动力二次升级。如果劳动力素质不能大规模、快速向更专业的方向发展，如果产业不能大规模、快速向更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那么可能会停留在中等收入领域很久。
中国的劳动力有可能快速升级吗？
这就涉及到我们国家仍然过低的高中、大学人口比例。我们经常拿中国经济现如今的发展阶段和日本80年代、韩国90年代相比较，经常自信满满地认为我们一定能按照它们的步伐成为发达国家，甚至更快。但是严峻的现实是劳动力素质相差很多。
日本1980年25岁以上人口达到高中毕业教育水平的有54%，韩国1985年这个数字达到57%，而我们国家2010年25岁以上人口达到高中毕业教育水平的也只有22%，比2010年的日韩水平更是天壤之别（日本88%，韩国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