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此时，唐文宗派出工部尚书张正甫、秘书监白居易为敕使，前往河北前线观视战况，并在诸将之中考察、选拔一名统帅，以接替乌重胤的位置。唐文宗为何选择白居易来完成这一任务？大概是看中白居易和王智兴的关系。前面第十节曾经提到，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在任彭城县令时曾劝说徐州刺史李淯归顺朝廷，当时王智兴就是李淯的衙将，后来白季庚升任徐州别驾，代管徐州军务，王智兴也就成了白季庚的部下。白居易年纪虽稍小，但与王智兴自幼就认识，这是肯定无疑的。后来白居易隐居洛阳时曾作《偶吟》一诗云：“韦荆南去留春服，王侍中来乞酒钱。”“王侍中”就是王智兴，他来到洛阳，主动上门要白居易出钱请他喝酒，而白居易则写诗嘲笑他当这么大官却连酒钱也不肯出，可见两人交情非常，可以随意拿对方开涮取乐。在征讨李同捷的各路兵马中，除乌重胤以外，王智兴是最积极的。唐文宗下达讨伐令之前，王智兴就曾主动请求以徐州本部兵三万，自备五月粮草北征沧州。因此，在乌重胤去世后，王智兴的地位更显重要，朝廷需要与其充分沟通。白居易作为王智兴老上司之子，与王智兴关系微妙，交流更为畅通，又熟悉徐州情况，应是不错的人选。张正甫、白居易来到洛阳，听取了王智兴等前线诸将汇报战况。王智兴极力推荐保义节度使李寰为横海节度使，统领诸道兵马。张正甫、白居易采纳了王智兴的意见，在上报朝廷后，以李寰为横海节度使，节制各路兵马进讨李同捷。同时，对积极参与讨伐的各节度使均给予加官奖励，王智兴亦得授同平章事之职，成为宰相。
看来唐文宗对白居易的工作很满意。在白居易回到长安后不久的大和二年元月，白居易被任命为刑部侍郎。刑部对白居易来说并不陌生，他在元和末年曾任过刑部司门员外郎。不过这一次不同，在当时，六部尚书均已成为宰相的加官，因此六部侍郎事实上就是各部的最高长官。白居易任刑部侍郎，实际上就是成为刑部的一把手。
唐代刑部下辖四个司：刑部司、都官司、比部司、司门司。刑部司负责制定和解释律令格式，审理复核大理寺及京师各部门、地方州府的案件，以及八议、官当、赦免等特殊案件；都官司负责管理京师及各地方的监狱，以及作为刑罚的劳役的执行；比部司负责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州府的财务会计和审计，监督税收、俸禄、公廨、赃赎、军费、和籴等收支；司门司负责管理宫城各城门的出入及全国关隘通行，负责审批发放通行文牒，并负责监督执行流放刑。虽然古代和现代的国家机构职能无法一一对应，但大体上说，唐代的刑部兼具现代的最高法院、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审计署、警备局、海关、边防部队等部门的职能，是重要的实权部门。尤其在唐代后期，六部、九寺、五监的职能大多被新出现的各种使职机构所架空，例如人事任免职能由中书门下及地方节度使行使，吏部被架空；财税职能实际由盐铁使、转运使行使，户部被架空；军事管理职能由神策军和宦官专属的飞龙使、闲厩使、辟仗使等行使，兵部被架空，等等。而刑部只有审理诏狱等重大案件的权力被三司使所夺，大部分职能仍然保留着，地位虽有下降，但仍掌握相当实权。
白居易执掌大唐帝国“最高法院”，他能胜任这个职位吗？刑部的经历，将给白居易的仕途带来何种变数？
（十三）第二次分司东都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元月，白居易就任刑部侍郎，成为唐代中央司法机关的“一把手”，这样说起来，白居易也曾当过“法官”，而且是“大法官”呢。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成为中国文学史和法制史共同的佳话。但是，如果有人想要从史料中挖掘一些白居易断狱破案的传奇故事，那恐怕要失望。因为白居易在担任刑部侍郎的一年多时间里基本上是无所作为，更谈不上办理什么重大案件。从白氏文集中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文来看，完全没有在苏杭当刺史时那样忙碌的工作写照，恰恰相反，有的只是“病来心静无一思，老去身闲百不为”，“人事行时少，官曹入日稀”，“因君知非问，诠校天下事。第一莫若禅，第二无如醉”之类的颓唐自嘲之语。
六部尚书、侍郎在唐朝是极为清贵的官职，特别是在中晚唐，六部尚书、侍郎加同平章事衔而成为宰相的例子极多（后来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就是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成为唐宣宗的宰相的，六部尚书、侍郎在唐朝的地位之尊，是后世的宋元明清都无法比拟的）。而白居易声名闻于海外，俨然文坛一代宗师，受到唐文宗的极度敬重。白居易此时出任刑部侍郎，可以说再次走到了登阁拜相的门槛之前，离执掌朝政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白居易却在这一关键时刻主动退后，再一次放弃了登上权力顶峰的努力。这其中有几个原因：
（1）白居易本来身体就不是很好，年轻时就患有眼病和痛风，此时更是年届57岁，身体更差了。他在写给元稹的诗中诉苦：“黄昏一恸后，夜半十起时。病眼两行血，衰鬓万茎丝。咽绝五脏脉，消渗百骸脂。双目失一目，四肢断两肢。”写得似乎有些夸张，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一段时间白居易多种疾病缠身，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2）几位同事和朋友的溘然去世，在削弱了白居易的政治依靠的同时，也消解了他积极仕进的意志。白居易《和自劝》（之一）云：“争知寿命短复长，岂得营营心不止。请看韦孔与钱崔，半月之间四人死。”诗后白居易自注：“韦中书处厚、孔京兆戢、钱尚书徽、崔华州植，十五日间，相次而逝。”韦处厚、孔戢、钱徽、崔植四人，都是白居易的同事、挚友，也是白居易在朝局政争中站稳脚跟的靠山，他们在半个月之间一一离世，对白居易继续在长安争一席之地的实力和信心均有重大打击。
（3）唐文宗初期重用牛僧孺、李宗闵，二人拜相后进而启用白居易妻族的杨嗣复、杨虞卿、杨汉公等人，一时炙手可热，使得杨氏家族在长安靖恭里的宅第被人们称为“行中书省”。与白居易关系尤其密切的杨虞卿更是号称牛党的“党魁”（在当时，“党”是“朋党”的简称，是个贬义词）。按照白居易对中庸之道的修养以及对党争的超脱心态，他也许是在想：“有杨虞卿他们去闹腾也就够了，自己不需要跟着一起掺合。”
于是，白居易从大和三年元月开始又请起了“百日长假”。这一次请假和上次在苏州不同，是有意为了辞职而请的。到了三月，假满，白居易的刑部侍郎一职也就自动解除了。此时的宰相是吏部侍郎李宗闵，李宗闵和白居易的关系也很不错，他非常理解白居易的心情，在白居易解职刑部的同时，下达了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诏书。
太子宾客是正三品的高官，在东宫官属中仅次于三师、三少，虽然没有具体职掌，但地位尊崇，俸禄亦不菲。白居易以如此官禄，回到洛阳旧宅，可谓鸟脱樊笼、如鱼得水。那么，白居易真的就这样安享晚年了吗？他在洛阳的生活还会出现波澜吗？离开政治中心的白居易，还会有什么作为吗？
（十四）第三次分司东都
在白居易即将离开长安到洛阳赴任的时候，裴度、刘禹锡、张籍为其设宴送行。诗人们聚个会、吃个饭，难免相互唱酬，于是有了《白居易文集》中的《宴兴化池送白二十二东归联句》。值得玩味的是，诗题中把白居易前往洛阳称为东“归”。因为白居易出生于新郑县，与洛阳（河南府）同属于河南道，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病逝后，白居易的祖母和母亲举家从徐州搬迁到了洛阳，所以白居易对洛阳是有特殊感情的。白居易第一次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时，更是花大力气在洛阳营建新居，虽然规模不算很大，但经过精心布置，景色十分别致。此次白居易再次回到洛阳宅第，“回家”的感觉自然分外强烈：“驿吏引藤舆，家僮开竹扉。往时多暂住，今日是长归。”对于太子宾客这样的正三品高官，洛阳地方政府自然少不了接待，还安排驿吏用藤舆送白居易回家。以前白居易因公务多次路经洛阳，都是短期的逗留，即使是第一次分司东都，也只有六个多月的时间，而这一次，白居易是打定主意长住下来不走了。
令狐楚·五绝·宫中乐（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