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留学时期的夏鼐先生）
为了将来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夏先生在课外异常勤奋地博览群书。他一方面充分利用伦敦大学和不列颠博物院的藏书，一方面经常出入旧书店，如饥似渴地汲取学术营养，尽量节约各项生活用费，将优厚的奖学金省下来买书，有时甚至因买书花光身边的钱，只好远道步行返回住地。他返国时运回将近400册西文书。夏鼐读书之多达到惊人的地步，1938年末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年第一季以参加发掘，漫游近东，无暇阅书，4月底返英时，一共只阅过十来本书。以后又以在校中整理古物，从事于串珠之编目，偷闲读书，一年仅阅过80部书，页数达19534页(小说及杂志中论文不算在内)”。“无暇阅书”尚且读过那么多书，其他年份可想而知。根据《夏鼐日记》粗略计算，1936和1937两年，每年都读书100种以上。当时夏先生大量阅读的，除少数几种出国前未能见及的西方学者中国考古学论著，以及埃及考古学重要著作外，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著作：
（一）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技术方法方面
（二）人类学方面著作
由于他开始步入考古学领域，就认识到从事考古学研究，必须具有人类学的根基，关于文化的起源与变迁等，须有一规模较大的理论为基础，才能把握住考古学材料的意义。所以他对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著作都投入不少精力。大部头古人类学著作，如基思（Keith，A.）的《人类的古代》，全书2册700多页。基思另外一部500多页的专著《关于人类古代的新发现》。再有利基（Leakey，L.S.B.）关于旧石器时代的最新著作。文化人类学方面不同流派的重要著作，均变论的，传播论的，批判传播论的、弗罗伊德的，他都认真读过。
夏先生视野广阔，放眼关注世界古代文明的其他地区，特别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考古，阅读了不少重要著作。关于远古东方、近东、巴比伦，苏美尔和阿卡德、亚述，再有印度河新发现的摩亨佐达罗、哈拉帕文化，等等。
夏先生出国前夕，行将结束安阳殷墟实习时即已认识到：“中国考古学上的材料颇不少，可惜都是未经科学式发掘方法，故常失了重要的枢纽，如能得一新证据，有时可以与旧材料对证，发现新见解，将整个的旧材料由死的变成活的。”夏鼐五年半的留学生涯，不仅师从惠勒、伽丁纳尔、格兰维尔等权威专家，得到埃及学大师皮特里爵士的青睐，而且专程拜访柴尔德，与伯希和、高本汉有过交往，还领略过斯坦因、吴雷、伊文思等多位名家的风采。历年来，他又广泛涉猎了那么多部名著。所以在治学的道路上，从一开始就站在人类学、考古学和埃及学的学术前沿，见识超群，并且一贯地坚持如此。夏先生通过脚踏实地的实践，参加英国梅登堡遗址、埃及阿尔曼特遗址等项发掘，经历室内古物整理，特别是应付战备的大量古物装箱，使他既掌握了国内未知的开探方大面积揭露，以及找寻柱洞、采集土壤标本等发掘史前遗址等先进方法，又通晓室内方面的一系列工作。这样，夏先生在考古学理论和知识结构上、田野考古的理念和操作技术上，都比国内的前辈学者和同辈学者高出一筹。他曾与时在伦敦的吴金鼎多次议论国内的考古工作状况，并于1937年春李济去英国进行学术访问时，当面向这位老师表露对殷墟发掘方法的不满意。李济尴尬地说：“小屯发掘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好乱挖。”叹气地表示：“后世知我者其小屯乎！罪我者其小屯乎！”李济原本留学美国攻读人类学专业，转行从事考古工作，自然对 “科学式发掘方法”不够熟悉。留美主攻考古学的梁思永来到史语所考古组后，使殷墟发掘有很大的改进，仍然存在着不足。再说，李、梁二位老师留学归国都已有十多年时间，对于国外考古学的最新进展不免生疏。而夏先生在英国这个现代考古学圣地学成回国时，已经是成竹在胸。他满怀抱负和激情，准备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大干一番。
问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