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远离这些繁忙旅游路线的地方，旅游服务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有组织，但在那里旅行也并不难办。
在那本著名的《徐霞客游记》中，徐弘祖（1586—1641）详细记载了他1636至1640年间从他的家乡——扬子江口附近的江阴出发到云南鸡足山佛教圣地的旅程。
徐氏在书中多次提到在途中雇佣船夫、车夫和运夫。1636年11月2日早晨，刚出杭州城30公里，他就发现自己雇佣的长途脚夫王二不见了。吃完早饭，他四处打听，想另雇一个人代替王二。尽管后来又雇到了一个脚夫，他们在晌午前就出发了，但徐氏还是抱怨，说这耽误了他的时间。
在中国游人稀少的地区，想要雇到脚夫是很困难的。
1638年6月15日，徐氏正要从贵州最西部的普安县进入云南境内，发现自己雇不到脚夫。耽搁了四天之后，来自湖广的一个商人试图为他寻募一个，但没有成功。最后，徐氏迫不得已，求助于当地的一个工头，那个工头“代为掯价”（在他6月19日的日记中，这桩买卖终于了结了，徐氏声称这个工头是他见过的三个最歹毒的人之一）。
在他募到脚夫的那天下午，徐又雇到了一匹马，虽然价钱同样昂贵。在日记里，他愤怒地写道：“无可奈何也。”
······
并不是所有偏远地区的人都热衷于为日益增长的游客提供食宿。
据一位商人记载，在湖广，那些不愿意接待游客的村民都挂起一张牌子，上面写着一个字“去”，意思是走开。就像他向那些缺乏经验的人解说的那样：“有‘去’字之处，不可宿。”
商业化的过程大大地改进了交通发达地区的旅游服务业，同时也加大了业已存在的这些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社会差距——正像数量日益增长的旅游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距离一样。当地居民抵触的是他们眼中那些临时外来者的特权，并以其他的反抗形式表现出来。
在福建沿海山区，一般认为乘牲畜或轿子的游人在到达一个村落时应该下马或下轿，步行穿过村庄，然后才能上马（轿）。那些拒绝遵循当地习俗的人，要么在挖苦和嘲笑声中滚鞍落马（轿），要么就会被村民们用石头袭击。
这种习俗好像是在明代后期出现，当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流动。如果这还算不上是抵触的话，那至少可以说是旅游者可以感受到的当地居民对他们的冷漠和不尊重。
这样，无力旅游的人的冷漠态度或多或少地挫掉那些有钱旅游者的一些锐气。至少在周边地区，当地人拒绝与外地人融合，并且一般来说都拒绝向富有的旅行者献殷勤。
对陆上旅行来说，更大的阻碍是盗匪的活动，对盗匪的担忧在明代后期的著作中屡有记载。人们深深地认识到，在许多地区他们不敢在夜间旅行，甚至在游人很多的江南旅游中心地带也是如此。
根据《一统路程图记》作者黄汴1570年的记载，太湖南部地区非常安全，大多数船只都是夜间从杭州起航，将商人连同他们日间做买卖的所得安全送抵目的地。但是苏州以北就没有夜船航行，在东边的松江府也没有任何夜间摆渡服务。
明代全国交通地图
半个世纪以后，1626年的另一本导游手册的作者对这一地区就不那么有信心了。
那时的政局似乎不太稳定。他也赞同在湖州正南面靠近杭州的人口密集区旅行是很安全的，但同时也告诫人们不要在黎明或黄昏时旅行，更不能在荒歉时期到那里去。至于苏州周围地区，他写道，在歉收时期这里盗匪猖獗，只有在保镖的陪同下才能在苏州的农村地区旅行。
在长江以北地区旅行更不安全。黄汴说，扬州以南大运河和扬子江交汇处是著名的盐、棉商人聚集地，那里无论昼夜都没有匪徒；但他警告说，扬州以北地区的食盐走私活动使人们不可能夜间在大运河上旅行。他提醒商人们雇佣当地船夫时要小心，因为他们都很不诚实。
一艘盖有草席遮蓬的小渡船。这幅图画的是《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之一的张顺，在对上次渡河时偷过他东西的船夫进行报复
在黄河以北，问题不是你雇佣的人会偷你的货物，而是他们往往先和你签约领取高额的佣金用来还债，然后在去京城的半路上人就没影了。在从天津到京城间的最后路段上，旅途再度变得安全起来。你可以夜间在这段路上旅行，尽管黄汴还是劝你多加小心。
在上述路程的北段，黄汴说光小心还不够，他建议招募一位携带武器的保镖，来防卫游荡于华北平原上的马匪。甚至在一些地方（他说到从颖州到大名的路段），即使是武装保镖也不见得够用。
与之相较，从大运河经开封到山西南部的商人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