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为什么让人失去自由？鲁迅在这篇小说里说透了

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为五四一代带来的信封和刺激，当时绝大多数的浪漫爱情故事都以出逃作为谢幕；同理，绝少有五四的评论家愿意追究 娜拉离家以后的遭遇。

当然，鲁迅是一个例外。

他提出尖锐的质问，为这场热火朝天的运动泼上了一瓢令人清醒的冷水。他前瞻性地直白点明：

经济独立性的缺乏，判定了娜拉走后的命运， 不是堕落为妓，就是蒙羞重返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奴役：

鲁迅说道：

鲁迅指出，娜拉所受到的压迫， 不仅针对其女人的身份，而且还涉及财产权遭到剥夺的那一阶级的成员。

这就指向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 个体自由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它是否要求一切受压迫的社会阶级和群体全部得到解放？

五四的自由恋爱渴求者们显然不这么认为。对于他们而言，爱情就是个体自由与自主的终极肯定。

他们指认家庭为敌方，相信只要成功地逃离家庭的魔爪、完成自由的结合，这场战役便已大获全胜。

年轻的恋人们的梦想，是凭借浪漫之爱的救赎性力量， 建造一个更加理性化和人性化的二人群体，即伙伴式的婚姻。

但是 他们并没有为爱情的内在风险做好准备 ， 也没有准备好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即主观情绪无论有多么丰富、 美好和高贵，都无法构成“本身具体的个人所应有的整体性”。（黑格尔， 1975）

这种对于浪漫之爱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爱情命势的捉摸不定和虚无缥缈，以及爱情所处的与生活中其他目标、旨趣和诉求相对的地位。

鲁迅在讨论娜拉的这篇文章以及 1925 年所作的短篇小说《伤逝》中，都对 以实现个人自主与自由为伪饰的爱情提出了质疑 ——这种爱情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

《伤逝》借用男主人公涓生的回溯性口吻展开讲述。故事大约发生在一年前。

涓生鼓励他的爱人子君反抗她的家庭并与自己结合为自由的联盟。

然而，他们的事实婚姻 在经济困境和社会隔绝的压力 下迅速瓦解。

子君返回家中，不久在羞病交加中故去。叙事从涓生听闻子君的死讯时开始，他的思绪返回了他们从相爱到分离的共度时光。

涓生在痛苦追忆之末，把发生在子君身上的全部不幸都归咎于自己。

刘禾认为，涓生的这种忏悔姿态，其实是为了减轻自己抛弃子君而任其孤亡的愧疚，是一种缓解良心负罪感的尝试。

他反复地诉诸自由，是为自己的残忍寻找托辞； 他把子君比作一只鸟笼，而暗示自己是一只向往自由的囚鸟 （刘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