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14年，在全国家庭财产中，房产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家庭净房产占家庭总财产的比例高达74.9%，比2012年增加了2.4个百分点。我国家庭财产中房产所占的比例早已远远超过一些发达国家，而且房产在我国家庭财产中所占比例呈不断增长的趋势，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健康的财产增长方式，不利于家庭财产的长期稳定增长。
除了房产外，金融性资产、生产性固定资产、耐用消费品、土地这几项资产在我国家庭财产中所占的比例较低。除了生产性固定资产从2012年到2014年出现了下降外，其他三项家庭财产基本保持稳定或略有增长。
从债务负担看，2014年家庭财产负债比例升高，达到了8.7%，而2012年为6.3%。具体而言，住房负债比例的上升导致了家庭总负债的上升。2012年，在家庭负债中，住房负债占2.3%，低于非住房负债
（4.0%）
；到了2014年，住房负债比例一跃升至5.4%，反超非住房负债
（3.3%）
。住房负债的增长从侧面反映了城市房价的不断攀升和农村建房成本的持续上涨给一些家庭造成了较大的债务压力。
首先，结构性因素会影响财产水平和增长速度。
区域差异是经济不平等研究中经常提到的结构性因素。我国家庭财产水平和增长速度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2014年城市的平均家庭净财产水平是农村的2.1倍。从2012年到2014年，城市家庭平均净财产水平上增长了13.1%，农村增长了25.2%。农村较快的增长速度使得城乡差距略有缩小。
省际差异巨大是我国家庭财产分布的另一重要特征。在CFPS独立抽样的5个大省中，上海的家庭财产水平遥遥领先。2014年，上海的平均家庭净财产水平达到了176.0万元，是家庭财产水平最低的省份
（甘肃）
的8.1倍。同时，各省在财产增长速度上也有很大差别。上海不仅财产水平高居榜首，财产增长速度也最快，平均家庭净财产从2012年到2014年增长了29.5%，而甘肃的增长比例仅为16.7%，河南为13.8%，辽宁仅为5.9%。这样的增长模式进一步拉大了省份之间的财产水平差距。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区域差异在家庭财产不平等中的作用，我们进一步对财产不平等进行分解。结果显示，城乡差异对总不平等的贡献率有所下降，解释的比例从10.4%降到了9.5%；然而，省际差异对财产不平等的贡献却在进一步上升，从22.5%增长了到27.2%。结构性因素将在我国家庭财产分布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制度性因素是影响财产水平的重要因素。
有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具有较大的财产优势。2014年，在体制内工作的城市家庭，其平均家庭净财产水平达到了71.2万元，高出体制外家庭67.2%。
体制内工作的家庭不仅财产绝对水平更高，而且发生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大。
第三，受教育程度则会影响财产水平和增长速度。
数据显示，家中成年人最高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财产水平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其财产水平越高。而且，对比2012—2014年的增长模式可以发现，受教育水平的两端财产增长速度较快，即未上过学和本科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家庭其财产增长速度要大于中间组家庭。这样的增长模式一方面有利于缩小未上过学的家庭跟大专及以下受教育水平家庭的差距，但另一方面本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家庭财产的大幅度增长也拉大了该组与其他教育组的差距。
第四，我们的研究还表明，收入与财产相关度并不高。
在使用CFPS 2012数据计算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的相关系数时，其结果为0.37，这反映了这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度较低。CFPS 2014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二者的相关系数进一步降到0.26。另外，我们用表3中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分别从低到高排序，分成四个均等组，来观察收入分布和财产分布之间的关系。同样地，我们发现，收入和财产之间的相关性并不高。值得注意的是，收入中的最富裕组
（75%—100%）
和最贫穷组
（0%—25%）
跟财产中对应的最富裕组和最贫穷组重合比例较高。这反映了，尽管对于中间组家庭来说收入和财产的相关性较弱，但财产和收入对贫穷和富裕的测量存在着更大程度的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