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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三项公理基础，骤眼看是小题大做，但经济学的公理基础就是那么多——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的理论基础也只是那么多。这里要注意，牵涉到生产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与消费的需求定律是同一回事。因此，简化到尽头，五十年来我写下的无数的中英二语的推断或解释的经济学文章，来来去去不过是用上述的三个简单公理作为基础，只是我要花几十年的心血才能一般性地作出上述的理论简化。
以真实世界作为实验室重要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公理性的科学一定要有实验室的操作支持才可以有成就。所有自然科学皆属公理性，从事者一律要不断地在实验室操作才能学有所成。经济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其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因此，原则上，从事经济解释或推断的人应该天天在真实世界跑。在进入加大读本科之前我就不断地这样做，而获博士后也不断地到处跑，到处观察。这解释了虽然我要到二十四岁才进入本科读经济，但事实上我是带技拜师，先走了一步。是的，只要能多记街头巷尾的经济现象，经济学是可以先在实验室操作然后才学理论的。自然科学则要二者一起学。
若干年前，我的两位朋友（Vernon Smith与Charles Plott）提出了“行为经济学”，仿效自然科学那样创立实验室，用上“代币”等工具，后来其中一个获诺奖。他们用上的方法我没有跟进，但世界永远是那么复杂，简化的自制实验室不代表着真实世界，不会有大作为吧。我们知道，生物或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实验室复杂无比，经济科学的人造实验室一定要大手简化。然而，世界永远是那么复杂，实验室就在那里，观察很多我们才会知道怎样简化才对。
我建议读者找机会细读当年我写下的《佃农理论》。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姑且不论，读者会知道该作不可能是一个不知世事的天才写出来的。费雪（Irving Fisher）、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人的博士论文无疑是天才之作，是纯理论，可以不知世事。我的《佃农理论》算不上是天才之作，但不知世事不可能写出来。
求学际遇不能更好
从一九五九的秋天进入洛杉矶加大读本科到一九六五的秋天转到长滩任教职那六个年头，是我平生学得最多最快的时期了。超龄那么多，当然知道那是争取学问的最后机会。本科时教我最多的是阿伦（William Allen）与史高维尔（Warren Scoville），六一年进入研究院后教我最多的是鲍特文（Robert Baldwin）、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布鲁纳（Karl Brunner）与阿尔钦（Armen Alchian）。当年这六君子在国际学术上的名气不大，今天网上的资料说他们一律是名家。
一九六七年到了那大名鼎鼎而又如日方中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我才知道，因为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再不教价格理论，那里的授课实力比不上洛杉矶加大。可惜后者的经济系一九六四年开始转弱，源于该年鲍特文与布鲁纳离开该校，转到其他大学去了。
不少朋友同意我的看法：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美国大学教育的黄金时期。二战后的美国如日方中，到处欣欣向荣。可惜到了七十年代，学生从反越战伸延到反权威、反教授，从而导致算文章多少及论学报高下等无聊玩意。这不幸发展可没有影响到我，因为我受到师友的维护。尤其七十年代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系主任诺斯（Douglass North）给我的维护与巴泽尔（Yoram Barzel）等同事的协助，使我在思想发展上有天之骄子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