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帅一 | 认识中国传统私法文化的现代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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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追求科学技术上的现代化之时，也会将思想文化领域的现代化与之比附，却往往忽略了在关键诸如思想解放等“启蒙”问题上，若以“人性自觉”为标准判断，现代性早已寓于中国传统之中。以契约文化为代表的私法文化，是为重要例证。私法的最大特征即在于“私”，这个“私”的本质精神意味着只要交易各方达成合意，官方在所不问。传统中国“官有政法，民从私契”之谓，表明了现代意思自治原则与中国传统契约特征相契合，也就是说以意思表示为要素而发生法律行为并生成有效力的结果，这一连串的法律要件、法律关系与法律意义，在中西法律传统上均被国家与社会所承认。如果说罗马法的复兴（主要为私法）为欧洲近代工商业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段的地区产业分工与产业升级、土地交易与商贸往来表现出越来越繁荣的景象，则要归功于传统中国文化中具有现代性价值的私法文化。

若要认识主要通过契约交易方式而发生的中国传统私法文化的现代性价值，从个人、社会与国家三个层面观察，也许可以窥探其中之具体情形。

首先，从个人层面而言，形形色色的契约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反映。对契约文本与多元史料所反映的契约关系进行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契约并非建立了一套以概念为中心的抽象的契约法。契约文书中的表达反映了当事人身份及其在契约中具体关系，契约文书维系了这种关系。人们可以通过具体关系的变更不断地修正、发展、影响契约关系，从而使契约达到一种反映生活并为人们自身生活服务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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