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蒋有兵记得在3年前，刚刚10岁的汪凌莹被浑身湿淋淋的父亲抱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父亲乱蓬蓬的须发垂过肩头，人造皮衣的表面毛毛糙糙。“我女儿想上学，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她的父亲看起来更像个干瘦的老人，来回搓着手，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这个新调任的校长还在犹豫，面前的女孩突然抬起头，小声地说：“校长，求求你让我读书吧，不然爸爸妈妈老了都没饭吃了。”
这个答案消除了蒋有兵的一切顾虑，他很快作出决定：让12位老师轮流到她家上课，包括他自己。
从那以后，老师们开始频繁进出这栋灰色的房子。房子里几乎没有高过一米的家具，凳子大多只到脚踝，屋里常年移动着一大一小两把轮椅。在这里，生活就像地上低矮的板凳，始终保持着匍匐的姿态。
当年汪凌莹父亲穿过的那件衣服，皮子已经剥落了快一半，挂在用竹竿削成的衣架上。地上晾着大蒜，屋子里黑洞洞的。除了过年时贴在墙上，被撕成条状的红纸，屋里唯一鲜艳的色彩就是一套绿色的桌椅，和挂在墙上的一块墨绿色的小黑板。
这就是汪凌莹的教室。课堂上只有她一名学生，12位老师每人都是她的班主任。
随着病情恶化，她的视力和听力不断下降，能够看清的事物越来越少，连书上指甲盖大小的字也看不清了。为了方便她阅读，老师们会用黑色油彩笔把课文抄在一张A3纸上，或者把一个生字打印成巴掌大小，用红色在上边标注拼音。还用硬纸板手工制作了一把尺子，大小是普通塑料尺的十几倍。
最初那个装书本的袋子破了又换，里头却始终是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刚开始，她连类似“跟读一遍”的上课指令也无法理解，拼音学了整整一年，四个声调都说不好，说话时紧张得手指都在颤动。老师手把手教她写字，总是担心用力太大把她的骨头捏碎。
但她似乎永远不会疲惫。接连两三个小时的课程，汪凌莹从来不需要休息，总是央求老师“再讲一点”，到吃饭的时间也不想让老师离开。她没有午睡的习惯，“不困”，觉得睡觉是“晚上该干的事”。就算在病床上，身边也总是放着老师为她抄写的课文。
她心里明白，自己必须珍惜课上的每分每秒。因为这次下课以后，下次上课又将是一周以后了。
为了让她的等待显得不那么漫长，蒋有兵给她买了一个芭比娃娃，金色的卷发，桃红的裙子。娃娃会唱歌、讲故事，还会说“再见”“你好”。那是蒋有兵跟自己刚上幼儿园的女儿一起，在千岛湖镇最大的广场上买的。每到夜里，那里有孩子在宽阔的湖边玩滑板，楼上闪烁着红色的霓虹灯：“花样年华”。而汪凌莹能看到的最远的世界，通常只是窗外低矮的桑树和苍翠的竹林。
在汪凌莹的花样年华里，她成了家里唯一一个会写自己名字的人。几乎在课本的每一页上，她都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汪凌莹写字时，紧握着笔的手指关节泛白，铅笔在纸的背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有一页从上到下，她分别写了父亲、母亲和自己的名字，旁边用小字标注着：大、中、小。
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母亲要么在厨房做饭，要么在院里洗衣服，总是离得远远的。有人给她拍照，她总是把较短的那只手脚尽量隐藏起来。后来有老师告诉她，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听听课，“这样你们平日里就能互相复习。”她开始靠得越来越近，最后直接搬了个凳子坐在女儿身边，跟她一起听课。汪凌莹第一次有了“同学”。
她的父母都没上过学，小时候“连饭都吃不上”。长大后，父亲只能去附近的建筑工地打零工，每天4点从家里出发，中午就在树荫下睡觉。“没文化能做什么呢。”这个53岁的木讷男人双手粗糙，脸上总是挂着憨厚的笑。村里有人去城里打工，他不敢去，怕“不认识路走丢了”。
汪凌莹的父亲在家排行老二，下面还有3个弟弟跟70多岁的母亲住在一起。老宅就在他家门前不到100米的地方。白墙灰瓦的房子里头，方方的天井取代了电灯，桌上摆着几个剩菜，跟泔水桶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油腻的吊扇是为数不多的现代家具。这家里的人经常连户口本和存折都分不清。
因为家里太穷，汪凌莹的3个叔叔至今讨不到媳妇。正对着门口的墙上，一副闪着金色的“囍”字匾额孤单地挂了15年。那是汪凌莹的父母结婚时挂上去的，为了结婚，她的父亲借了96斤包子、96斤猪肉和96块钱当作聘礼，38岁时才成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