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章一大抄”？别再说连古人都抄袭了，这里面有些误会

这不是说，过去的读书人就崇尚做复读机了。传统中国的读书人，也在认真思考，也讲知识创新，但一般来说，并不刻意追求、更不会着意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反过来，“含英咀华”“述而不作”，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是难能可贵的美德。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那时候读书人要做的，只是如何更准确、更出色地表述往圣先贤的思想观念，并用以解决当下的困惑。

知识和真理，圣人已经说了，该做的就是更好地理解、融会贯通，并落实在实际行动中。因而，不必刻意突出自己的形象与观点。

即使是有“忌剽窃”这样的禁忌，指的也是诗文。而做学问的，陈陈相因的论述很多。

许多勤奋的文人学者，以笔记形式博采众长，把前人各种各样的佳言妙语，全部抄在自己的书里面。

洪迈就是这样写《容斋随笔》的，事实上宋元以来的笔记，经常互相抄，而且不注明出处，也不用担心被批评是“抄袭”。

为什么不注出处呢？

一方面是为了文章漂亮，另一方面，大家都是读书人，用的典故你看不懂，那是你的问题。

比如宋代的好几部笔记都记载了一个故事，说苏轼在考场上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当时的考官是梅尧臣。

苏轼在卷子里写了这么几句：“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这个典故，梅尧臣没见过，去问欧阳修，也不知道。直到揭榜之后去问苏轼，苏轼的回答是，想当然尔，何必要有出处？

到了清代，才有人开始强调写文章要注明出处，但这种声音还是十分微弱。把暗引转为明引，是到1900年之后才变得正规起来。

这也与晚清汹涌而来的西学大潮有关，留学生归国以及新式学堂的创办，使得写文章时注明出处这个西方史学著作的通例，逐渐被中国学界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