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们在商学院进行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现阶段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几乎没有人仍然主张片面追求利润；要求加强市场约束的呼声逐年响亮。但经济世界的实践，尤其是对高层人士的培训，直至最细枝末节之处都仍然表达着“芝加哥学派”、哈佛商学院、像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迈克尔·波特这样的经济学家向世界传达的信息：人是自利的，这是一件好事，利润导向最终将服务于社会；“贪婪”是正确的，拼命竞争是正确的。
从历史性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发生在我们早已意识到经济的人类形象——
仅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经济人的片面性之时；而与此同时，这一人类形象仍然深深地根植于经济世界的结构和实践之中。因为有强大的利益集团坚持维护没有约束的资本主义制度。数字技术引发的变革导致原本可能隐藏于表面之下的冲突暴露出来。这些冲突不仅是不同群体之间的，而且也是不同价值观之间的。过去经过艰苦谈判达成的妥协破裂了；试图在不同价值观之间找到平衡点的努力常常不得不重新开始。最好的情况是，民主公众及其政治机构可以通过谈判达成与新技术现实相称的新妥协方案；最坏的情况是，最有权势的群体以牺牲整个社会为代价，无所顾忌地实施意图。
这种冲突也围绕着如下问题展开，即以何种人类形象引导即将进行的改革，因为不同的人类形象隐含着对什么构成了美好生活以及谁有权享受美好生活这一问题的不同答案。在一本装订精美的笔记本上，预设归还酬金的空白栏隐含着几十年来世界各地经济学院和商学院所教授的人类形象：人们按照经济激励行事，他们不是情绪化的，而是冷静算计自己的行为，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且可以）用美元来衡量。
因此，目标是确定使人们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的确切金额。这种观念并非完全错误，但它忽视了人类动机、人类需求和人类共存的许多方面。被忽视的清单很长，这里只提几个关键点：人们通常想要自己做正确的事情；他们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十分不同的行动；有些事情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也许最重要的是，人是社会人，他们关心他人的福祉，特别是他们朋友和家人的福祉，并且寻求他人的认可。作为社会人，我们共同塑造我们的世界，而不只是自私地追求个人利益。
在塑造数字化转型的政治斗争中，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哪种人类形象能够引导数字化转型，当然还有哪些群体以何种方式从中受益？答案涉及社会的许多领域，比如社交媒体和“数字公共领域”、健康数据的使用或提升职场竞争力的教育和培训类平台等。
然而，最激烈的争论可能是关于劳动世界的构建问题。我们会面临完全依赖机器及其所有者而进行无意义劳动的至暗场景吗？还是我们能够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的劳动世界，因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或许可以为子孙后代提供更好的生活？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化转型是按照“经济人”的老调子进行，还是成功地塑造了符合人类社会本性的数字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