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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上海时装周Mon Cheri 品牌秀场（视觉中国｜供图）
有人建议我转口，把婚纱拆成零部件运到第三国组装，以此绕过关税。我拒绝了。现在美国政府查得极严。我的律师刚告诉我一个案例，有人进口虾时从越南中转被查出来，判刑两年。法律规定，如果商品的主要价值来自中国，那原产国就必须标注为中国，任何伪装都可能被识破。
我也听说有些中国工厂在走低价申报的方法，比如把100美元的货品申报成20美元，从而帮买家少缴税。但这同样风险巨大。拜登在2024年10月签署了一项法律，规定如关税未缴清，无论是出口方还是收货方都要负责，收货人最高可判刑10年。据我了解，美国政府已经通过打击低价申报收了近4亿美元的罚款，甚至用上了人工智能来识别申报异常的货物。现在不是钻空子的时机。
对我们这样的品牌来说，一次违规都可能是致命打击。失去生意是一回事，坐牢是另一回事。
我早就预料到特朗普会上调对中国的关税，但没想到幅度会这么大。去年竞选期间，他确实放出话说要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但我和身边的人都以为那只是说说而已，不太可能真的兑现。我原本的判断是上涨20%到30%，就像他第一任期时候那样。那种程度的打击，我们还能通过压缩利润、向银行贷款勉强撑过去，熬到他任期结束。
但我没想到，现实的冲击会严重到把公司推向破产的边缘。
我们90%以上的生产线都放在中国，最核心的考量就是成本控制。婚纱的成本构成里，最大的一块就是人工。我们生产的婚纱大多需要大量精细的手工操作，机器根本替代不了，工艺的复杂程度也直接决定了工时和成本。最典型的例子是珠绣。如果一条裙子不做珠绣，可能只需要20个小时完成；但一旦加上复杂的珠绣工艺，制作时间可能就要翻倍，甚至达到100个小时。如果你在美国雇一个熟练工，时薪大约是30美元，而在中国，只要5美元。
但这不仅仅是人工成本的问题。
更关键的是，在别的国家，你很难找到像中国这样大批量、经验丰富、手工精细的缝纫工人。
坦白说，这些年来，与中国做生意的确定性确实在下降。一方面是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特朗普政府把中国视为对手，而中方的反应也非常强硬；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在持续上升。
其实，早在八九年前，就有一些做欧洲市场的美国婚纱品牌开始转移生产线，比如搬去缅甸。因为从2012年开始，欧盟对缅甸商品实施免关税政策，在那里设厂可以省下将近12%的税款。
这些变化促使一部分企业早早布局，但对像我们这样深扎中国多年的品牌来说，转身并不容易。
Mon Cheri位于新泽西州兰伯特维尔的婚纱陈列厅（视觉中国 供图）
其实，我也不是没考虑过把生产线迁出去。那几年，我去过缅甸、印度、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和越南做考察，但每到一个地方，总觉得时机还不成熟。
这些地方普遍缺的不只是工厂和设备，还有好的工匠。一针一线的手艺，不是十天半个月就能学会的。
尤其是做蕾丝和珠绣，那是真正考验功夫的活儿。哪怕只是照着纸样钉珠，不同的工人做出来，珠子的角度、花瓣的走向都会略有偏差，成品出来，效果天差地别。要做出细致、稳定的品质，不光靠培训，还要靠经验的积累，靠时间的打磨。
在这一点上，中国供应链的确定性和成熟度，是其他国家很难替代的。
中国工人不仅手艺好，还特别勤奋、可靠，出货也快。
东南亚有些地方的问题就在于交期不稳，这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婚纱行业讲究准时，每一条裙子背后都是一场婚礼，是不能耽误的。我是犹太人，在美国商人里，我算是拼命工作的那种，一周七天都在忙。
但我在中国的合作伙伴身上，看到了一种和我们文化相近的敬业精神，那种愿意把事情做到极致的劲头。
更重要的是，中国几十年来形成的原材料供应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不光是丝绸，连底布、三醋酸面料、蕾丝、珠子⋯⋯很多材料在其他国家根本找不到现成的替代品。这不是短时间能复制的。
所以，我最终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转移。我们现在还有40家工厂设在中国，另外在越南和缅甸各有两家工厂。最大的一个厂有1000名工人，已经是相当于中国一线代工厂的规模了。这些海外工厂基本都是中国合作方出资、派人管理，能承接部分礼服生产，但真正中高端的婚纱，还是得放在中国做。
特朗普政府一直在鼓励制造业“回流”，希望我们把生产线搬回美国。我觉得这根本不现实。2019年他第一次加征25%关税时，我作为行业协会主席参加了听证会。在会上我就说得很直白：“我们没办法把婚纱搬回美国做。”我问在场的一位参议员：“你有孩子吗？”他说有。我又问：“他们上过缝纫学校吗？”他说没有。“那你身边有谁的孩子在学缝纫吗？”答案还是没有。我说：“这就是问题所在。美国人不愿意进工厂，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进工厂。你告诉我，我去哪儿找工人？”
婚纱制造不是一般的流水线活儿，它需要技艺和耐心。
而服装制造业，早在“二战”结束那段时间就已经是最早一批被外移的行业之一。美国早已没有留下任何实质性的基础。
2020年，波士顿纽伯里街一家婚纱店的老板正在店里忙碌
有人说，也许再过几年，如果实在找不到工作，美国人也会愿意去做缝纫工。
但问题是，建厂不是动动念头的事，需要巨大的投入和时间。
万一三年半后，民主党重新执政，或者拿下国会的任何一院，关税政策就可能被推翻，一切回到从前。那时，我辛辛苦苦砸进去的几亿美元，岂不是打了水漂？
作为一个商人，我不会下这种赌注。更何况，就拿我所在的新泽西来说，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5美元。在这样的成本下，婚纱的价格将高得离谱，根本不是普通消费者买得起的。
我第一次和中国人做生意，还是在1980年代初的中国台湾。那时我还没有创办Mon Cheri，而是在一家美国婚纱公司工作。那个年代，美国市场上的婚纱几乎都是本土制造的，珠饰靠工人一颗颗用胶枪粘上去。
1983年，在美国的一场展会上，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台湾生产的婚纱。那是由两家率先将供应链外包到海外的美国公司带来的样品。我一眼就被吸引住了——这些婚纱的售价和我们自己做的差不多，但珠饰精致得多，全是手工缝制的，立体感十足，和我们用胶枪粘出的平面效果完全不同。
这类珠饰不仅更美观，还让婚纱看起来更合身、更有结构感。
当时正值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人普遍发福，市场对“显瘦”的需求在变高。
这些手工珠饰巧妙地把视觉焦点集中在身体中轴线上，而不是外缘，自然显得更苗条、更挺拔，完美贴合当时的审美潮流。
展会回来后，我立刻对老板说，我们必须把供应链搬到海外。他不同意，说我们在宾夕法尼亚有那么多工厂，工会不会答应。但我态度很坚决，还和他吵了一架。我说，如果我们还停留在过去的模式，很快就会失去市场。最后他松了口，让我去中国台湾考察。
我在中国台湾找到几家工厂，订了一打婚纱运回美国。当时老板的女儿也是公司里的设计师。
她看到这些婚纱的第一反应是转身对家人说了一句话：“我们完了。”那一刻我们都明白：如果还拿美国制造的婚纱去跟这样的产品竞争，我们撑不了几年，结局只会是出局。
与Mon Cheri合作的一家潮州工厂，工人们在制作销往美国的婚纱和礼服（张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