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书 |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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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鲜为人知的是来自内部的竞争：城市中有较高能力的人群通过掌握新的技术提高了自己的收入，而大部分农村人口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这些处于工资分配中间位置（50百分位）的劳动者未能跟上那些攀上了分配顶端（比如90百分位）的人。（由此看来，大部分创新损失拖累了所有收入的增长，而仅有的创新更多地提高了城市工资而不是农村工资，从而造成了农村地区相对收入的损失。）

这种未能“跟上”的现状使工业和农村地区的劳动者群体陷入痛苦之中。有人认为，他们会有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他们被有意“抛下”了。在法国，农民和卡车司机以暴力抗议作为回应。而在个人主义有着坚实土壤的美国，人们则寄托于毒品和改换选票。

过去，面对这种形势的工人会迁移到城市，希望能找到与以前工资水平持平的工作。而现如今，随着创新在大多数行业普遍衰落，这些工人可能会认为他们无法足够快地找到工作，由此产生的成本和压力就不划算。除此之外，房屋难脱手（除非以一个使他们无法在别处买房的较低价格成交）以及带走医保也使他们的流动性变得更弱。

必须要说，激起中等收入劳动者愤怒的不仅仅是相对工资的下降，还包括腐败、竞争壁垒、任人唯亲和其他阻碍人们拥有“公平待遇”感觉的障碍。他们缺少使大多数人得以成功的关系或“条件”。

此外，随着“身份政治”的兴起，一些劳动者群体聚集的地区可能会突然意识到他们没有公平地得到他们应有的政治权益，无论真实的情况如何。在法国，“黄马甲”抗议者在他们所交的税被用于并非由他们选择的项目时，就产生了明显的疏离感。

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应对方式是民粹主义政党近几十年来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的出现。今天，美国、英国和瑞典的执政党中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民粹主义倾向。这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后果。当意大利被法西斯党统治时，墨索里尼对经济施行的是社团主义，这成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终结。现在美国也开始有人担忧极端主义者会以特朗普式的社团主义取代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民主。

我们再一次不得不认为，如果自主创新没有严重衰落，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这种疏离和愤怒的反应将会大大减少。

现在，又有一种新的不满情绪笼罩在西方上空。人工智能的进步使人们预料，进一步创新会在未来几十年急剧推进“自动化”。这种预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自动化使机器人大量出现并取代了人类的工作，那么我们将面临一个怎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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