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于德顺皱着眉头，嘴唇紧绷着，不像开玩笑。
出了安定门，走到地坛边上，就是南净粪厂。朱福禄和于德顺都不用化装，背上粪筐，拎着粪杓就进厂了。
我和小宝去了趟内三警署。南净粪厂的事，警署早就知道了。我问为什么不查，巡警说：“这事儿麻烦了，粪道是前清就划分了的，不是一天两天就敢动的。”
“杀了人也不管？”
“不是不管，是管不了，一个粪厂几百号人，全是外地的，抓谁啊？”
我说，人死在你们区，就该去查。
巡警嚯地一声笑了，说：“可粪厂哪个区警署也管不了，这是卫生问题，京师警察厅卫生处直管。“
离开内三警署，我托人打听了南净粪厂。
南净算是民国最早的粪厂，前清时候就有了，一家占了十几条粪道，一半以上都在安定门大街和德胜门一带，不但每条道都
“
肥
”
，而且交通方便，直通粪厂。
清朝和民国时期，大部分粪厂都分布在地坛及往北方向，因此，安定门是北京城最主要的粪车通道。
南净的老板叫杨运星，从民国六年（1917年）接手粪厂，不但从其他厂新买了几条粪道，还给粪业定了个新规矩：粪道主权归厂里，居民不得擅自掏粪。
因为定下这个规则，各大粪厂推举杨运星为当年的北京粪业公会会长，一直干到现在。
小宝问我，这规矩什么意思。
我说，就是你拉的屎，并不属于你。要是你掏了自己家粪，就算侵犯了粪厂财产。
“我肏，这么霸道？”
“所以他们才叫粪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听说过吧？就这个意思。”
三天后的早上，福禄和于德顺回来了，背着大粪筐，腿上绑了绑腿，一身职业粪夫的打扮。
民国初年，粪夫的装扮都是这样，图为1919年的一位粪夫。
两人在粪厂的几天，从早到晚背着粪桶往晒场倒粪。晒场的工人，在地上铺一层炉灰面，把稀粪倒成条状，晒成粪饼。
负责加工的人，用勺子把粪饼剁成饺子大小的"捡儿"，晒一天，外面黑紫光亮，里面还松软，这种粪干最好。
粪干送到厂外，用荆条编的圆盘盛了，一盘两个钱。有的粪太稀，就不做粪干，直接粪车装了卖。
于德顺说，粪厂加工有猫儿腻，掺了假，“若是按流程做粪干，你觉得那就是纯粪，实际上却不是。按我瞧见的算，做出来的粪干，能有四成纯就不错。”
我问，剩下是什么。
“主要是草灰，也有土，一斤粪，掺八斤灰。兑完拿勺一搅和，不是行家绝对看不出来。”
福禄闷在一旁不吭声，小宝问他怎么了，他腾地站起身，说：“我要报仇。”说完便往外走。
小宝拉住他，说：“着急没用，我们也没证据。”
于德顺说，跑海粪夫都是自己做粪饼，绝不掺假。他和福禄肯定是在城外卖粪的时候，得罪了南净粪厂的人，否则表弟也死不了。
他蹲在地上，用手指划拉着算账，说：“种地的一年四季缺不得肥，多一个买纯粪的，粪厂就少一个生意，算下来得少赚十一二个大洋。”
说完，他站起来拍拍手，又说：“这么多钱，还真是敢杀人。”
我递给于德顺一支烟，他点上抽了两口，又是一副很认真的模样。
中午，我们去西四大街找了个馄饨摊，随便吃了点，打算第二天去城外粪摊看看。
民国时期，北京街头的馄钝摊，当时的馄饨和现在基本一样。
十六号，我和小宝一早去了灯市口，找福禄和于德顺，天还早，就溜达过去了。
走到猪市大街（今东四西大街），遇上生猪市赶集，一路走过去，听到的都是猪叫，鼻子里全是猪粪味儿。
民国初年的北京灯市口地区，图片是猪市大街（东四西大街），出自美国社会学家甘博的北京摄影集。
过了生猪集市，还是满鼻子粪味儿。我问小宝，有没有什么不对。
小宝皱着鼻子闻了会儿，说：“肏，人屎味儿。”
找个街坊一打听：这条粪道的粪夫罢工了，从早上到现在，每家门口都有一堆没清理的粪，茅厕里的粪也都冒了尖。
拐进方家胡同，迎面冲来两群人，边跑边对打，人人手里拎着粪杓。一群小学生躲在墙根里看，拍着手哈哈大笑。
我和小宝傻在那里，再一看，是跑海帮和南净粪夫打起来了，福禄和于德顺在里头，正舀了粪汤往外泼，他俩后头，是八九个光膀子的汉子。
小宝骂了一句，冲上去帮忙，还没施展开，就踩了两脚粪，弯下腰就吐。
我往前去了几步，又退回来，捏着鼻子叫福禄住手，福禄不理我，仗着人多，打得南净粪夫满胡同跑。
那群人跑到十七高小门口（方家胡同小学），要往里进，校门口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喝住他们，骂了一通。
我一看，是高小的校长舒庆春，我曾在报社跟他见过。
我走过去，打了个招呼，问他怎么回事。
早上，南净的粪夫罢工，给街坊提了俩要求：一是不准让跑海粪夫进门，二是天气太热，每家交份解暑费。
街坊受不了臭，商量着交钱，福禄和于德顺叫来一群跑海帮的，两伙人就打起来。
打走南净厂的粪夫，于德顺拿上粪桶粪杓，吆喝跑海帮在胡同里收拾起来，满地的粪汤冲洗得干干净净。
小宝拍拍福禄，说：“这哥们挺能干，你也学学。”
我说，他这是聪明，一会儿你们可以去给街坊掏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