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瑜评《撒哈拉海计划》｜气候变化几分确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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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怎样进入政治议程的？

作者关注的第一个层面是：人们从何时开始担心大范围的气候变化会把苍翠的森林变成沙漠，工程师们又从哪些知识谱系与理论汲取灵感设计出大型项目，以及关于气候变化理论又是如何以崭新的面貌进入20世纪初以来的政治议程的？纵观全书，作者从科学史的内外两条路径着手梳理，并不断深入两者之间的交错。

作者熟稔气候史的内史，清晰展现了气候知识与思想自身的发展逻辑：欧洲人很早就开始思考气候对人类与周遭环境的影响。洪堡曾在长途考察后产生南美气候干化的想法，布冯也提出过改善北美气候的畅想。但是直至19世纪初，科学家们很大程度上认为气候是稳定的基本环境特质。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冰川学的研究，气候被认为是一个变量。人们逐渐认识到气候条件不仅可以形塑地球的景观与生态，同时也会受制于自然环境条件。19世纪下半叶，科学界通过国际会议的召开、国际期刊的发行进行信息的沟通与气候数据的交换，使得关于大规模气候变化的理论得到了发展，学界广泛认识到气候变化不仅会影响特定的地域和地区，还会影响整个地球。这些讨论引发的环境焦虑进而也成为公共话语的一部分。文学家将气候变化作为背景进行科幻小说的创作，易卜生的戏剧、凡尔纳的小说中都先后出现了改造撒哈拉沙漠的情节；历史学家、哲学家开始思考环境与文明之间的联系，斯宾格勒、威尔斯也都曾在著述中有所关照。

作者更加关心外部因素对气候研究的影响，尤其是殖民探险对科学界气候变化认识的影响。其中的关键事件就是19世纪50年代德国人海因里希·巴尔特穿越撒哈拉沙漠的探险。他在考察中发现了刻有牛、羚羊与狩猎场景的岩画。海因里希据此断定撒哈拉沙漠的环境和气候发生过剧烈的变化。他的观点对19世纪中后期的知识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气候学家争先恐后对撒哈拉沙漠的过去进行理论建构，并将大范围的环境和气候变化纳入变量计算。欧洲科普出版物也开始向普通读者传递由探险家们从非洲带来的消息。这一切最终写就了撒哈拉沙漠气候变化的退化叙事：撒哈拉沙漠曾经是郁郁葱葱的土地，由于非洲人不合理的利用变成了荒漠，而且沙漠化还在继续。

顺理成章，工程师不仅通过植树造林等方案来应对潜在的环境灾难，甚至企图设计大型工业项目来对抗干旱化和荒漠化，扭转气候的恶化，即便不能够实现，也不断验证工程的合理性。这一思潮最登峰造极的表现就是三个一脉相承的改造计划：19世纪末法国殖民工程师鲁代雷在撒哈拉沙漠创造大型水域改变气候的设想；20世纪20年代泛欧主义建筑师赫尔曼·索尔戈尔改造地中海，企图将欧洲的气候和文化移植到北非的黄粱一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景观设计师海因里希·维普京将消除荒漠化的设想渗透进纳粹在东方占领区实现日耳曼化的宏愿。

气候变化几分确凿？

作者回应的第二个层面的科学史问题是：气候变化多大程度上是确凿的事实，又多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建构，以及两者之间又有何联系？首先，在众多科学门类中，气候研究的方法颇有些特殊。19世纪时，气候研究人员往往依赖历史数据和地理观察来推断气候现象，这也导致气候理论与支持这些理论的证据种类繁多。20世纪初气候研究领域未能形成共识性的、自洽且稳定的理论框架。气候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迟迟难登科学殿堂，但又使得气候学讨论更容易进入公众领域，一些在学术界不再流行的想法与术语不断被公共讨论重新提及，进而引发公众对环境恶化甚至潜在气候灾难的忧虑。19世纪中后期以来气候研究与公众讨论之间的这股拉扯一直不断上演，也未因气候学研究最终的理性化与科学化而终止。相反，在这种背景下，气候学的讨论开枝散叶，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在作者关注的前两段故事中，沙漠成为重点的研究对象。由于沙漠气候的特殊性，沙漠洞穴里的壁画、干涸的河床都为长期气候变化提供了证据。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是人为造成的，还是自然过程造成的？19世纪末期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当中，气候学家、气候观察的爱好者以及工程师倾向归因于前者，并创造了一系列概念与词汇，将撒哈拉描绘成符合欧洲人想象的典型“沙漠景观”。欧洲人对于沙漠景观的恐惧愈烈，改造的愿望也就愈发迫切。撒哈拉不仅彰显了自然在人类面前的压倒性力量，也成为智力增长、武器库日益丰沛的人类施展才华的舞台。通过技术工具来创造符合欧洲人期待的富饶景观成为那个时代重要的科学命题。救赎不仅是探险故事的基调，甚至影响了气候研究的学术发展。19世纪末的气候研究是一门帝国科学，气候学是政治议程和理论探索的融合。与气候学研究相关的地质史等学科的发展亦与帝国主义全球的扩张、中北非的沙漠探索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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