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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做海外直接投资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它可能会得罪一些人。虽然看上去这个商业模式会让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受益，但是因为它得罪了其他的群体，就很可能失败。
先普及一下，当我们到印度去做投资的时候，可能先要打破一些现有的概念，对这个社会有一些基本认识。首先不能以民族国家去理解印度，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不是一个国家，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
印度是一个特别丰富的社会。我觉得它有点像把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各种生态一起圈在了一个叫印度的地方。
它并没有整合成一个成体系的社会意义上的时代共同体。大家都承认我们是印度人，
但是在这个印度国家下面，每个邦的情况都不一样，各自有各自的生态。
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去印度投资，很难根据宏观说印度，需要就事论事。你选择到哪个邦甚至哪个城镇，看它的生态是什么样的，它是什么样的党派掌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然后去制定自己的投资策略。
印度就是生造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国家，这个主要归功于国大党，当然国大党的话还主要还是归功于甘地。他用社会运动的方式把一些完全不可能生活在一起的构成有一个同样认同的社会生态。
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做演讲的时候，他说你们问什么是印度，你们就是印度。但是到底什么是印度，这个谁也说不清楚。
这样一个国家，它还选择了一个非常极端的选举方式，就是一人一票。
在世界民主的历史上面，很多民主国家在能够保证成年人一人一票之前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在印度不是。
印度就是一些脑子里想的都是供奉神的农民，加上一些活在西化生活里的人，再加上一些宗教人士，这么一个完全不在一个平台上的人群，一人一票去投。
这样构成的社会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联合的。早期的印度就是依靠印度国大党的一帮精英。其实按照甘地的想法，印度一成立，国大党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它就要解散。
甘地遇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大党的幸运，国大党因此没有解散。国大党就是当时的精英阶层，它在全国以一种左派的社会主义来比较强有力地压制国家的社会生态。
这种玩法基本上就是靠尼赫鲁一个人的声望。等到他去世了，这种玩法已经过时了。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能够上台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那些大佬各自谁都不服。但他们又觉得这个党还不能拆，于是决定找一个最无害的人上台。
可是英迪拉甘地的能力非常强也非常霸道，所以在六七十年代印度的政坛，她走得非常激进。七十年代，她甚至都已经接近于独裁了，但还是守住了民主这条底线。那时候的印度政治是非常激烈的，在她之后，国大党基本上就不能说是一个整体了。
在印度，我问过印度国大党一个高层智囊，他用了一个词：
市场化政治。他说印度是市场政治，选票都是可以用来交易的。
政客上台之后，这个地方的财政就会向支持他的人倾斜。像农村信用社都有发贷款，今年我选上来了，那贷款就先发给我的人。也就是说公共资源就会变成一个大钱包，成为一个大家竞争的资源。这就意味着没有人会去关心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因为建设虽然会让所有人受益，但是当权的人没法受益。当权人必须要把公有的资金反馈给他的支持者，这样才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来提升他和其他竞争者之间的差异性。
所以导致印度的交流效率非常低，所有的建设和主张都会有人来反对，他们通过这种反对来获得博弈的地位。因此导致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曾经是非常低的。在六七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当然他们有绿色革命，但在那之外印度的GDP增长速度非常慢。
到了1991年，印度的财政崩溃。那时候被逼得没办法，它们才开始改革。这个改革当然是国大党内部开始的。
改革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取消了很多许可证。以前印度的社会主义就是许可证制度，干什么事都要有许可。
当时可能两个月的时间，它就废除了180多张许可证，一下子经济就开始起速。
我们回看，说这个改革有多么辉煌，但在当时它并没有挽救国大党的政权。国大党在这次失败之后，总结国大党下台的原因就是发动了改革，这就是当时印度主政的国大党精英的认识。
我还记得当时负责总结的老先生非常羡慕中国，他觉得中国的官僚体系效率非常高，但是在印度就不是了。
印度的这几十年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最开始是国大党，国大党都是上流社会的精英，然后上层社会带下层社会。
但到后来这种民主博弈就变了，本来应该是贱民跟着婆罗门去混的，但我现在自己组团体。于是他的政治身份、种族身份、文化身份、等级身份会形成一个固化标签。我属于贱民阶层，但我要跟上流社会平等地对抗，因此政治游戏变得更横向更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