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哈佛校园里的每一次对话，每一种互动，都透露着谦逊和希望。我们随时都愿意承认“我不知道”，我们随时都愿意和伙伴们相向而行，面对挑战和失败，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一起憧憬成功的喜悦。发现和创新的过程总是复杂而艰辛的。这个过程需要创造力和想像力，但更重要的是勤奋的工作。卓越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获取的，且谁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 。
追求和创造知识的人们之间，总是有一种跨越时空的相互关怀。我还记得七十年代后期，我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年轻教员时，一个中国学术代表团对学校进行过一次历史性的访问。漫长的分离一点都没有削弱师生同事之间的美好感情。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几十年没有见过面了，但他们就像刚分开不久的朋友一样相互问候，然后又开始讨论共同关心的学术课题。对我来说，这生动地证明，
在严峻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下，大学仍然可以成为力量的来源。
我还想到第一届帕格沃什 [Pugwash] 科学与世界事务大会。在1957年紧张的冷战局势下，来自世界各地的二十二位著名科学家聚集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讨论热核武器的发展及其对文明的威胁。他们的集体努力为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其他若干重要协议奠定了基础。这二十二位与会者中，七位来自美国，三位来自苏联，三位来自日本，两位来自英国，两位来自加拿大，另外各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法国和波兰。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是这二十二人中唯一的中国人。他后来还担任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并在1978年率团访美，谈判促成了中美之间的学者交流。我们应该感谢像周培源教授这样富有远见和勇气的领导者，始终把和平和共识放在首位。
当下，我们两国政府之间正在就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谈判。这些谈判有时很艰难；它们的结果将对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相信，保持学者之间跨越国界的交流，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来说都至关重要。不仅如此，任何关心高等教育在人类生活中所起作用的人，都应该能够理解其中特殊的意义。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优秀的学府更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当然，哈佛在美国，北大在中国，
我们都有责任为各自的社会做出贡献，促进各自国家以及全世界的发展。而我们作为大学，要真正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唯一的方法就是践行和维护那些能够超越国界的学术价值。
我去年十月发表就职演说时，曾经谈到过这些基本价值。当时出席就职典礼的，有哈佛大学成百上千的学生、教授、职员、校友和友人，也有来自全球二百二十所院校的代表。我想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当时发表的想法。
伟大的大学坚持真理，而追求真理需要不懈的努力。
真理需要被发现，它只有在争论和试验中才会显露，它必须经过对不同的解释和理论的检验才能成立。这正是一所伟大大学的任务。各学科和领域的学者在大学里一起辩论，各自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理论，努力理解并解释我们的世界。
追求真理需要勇气。
在自然科学中，想要推动范式转移的科学家常常被嘲讽，被放逐，甚至经历更大的厄运。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里，学者们常常需要防备来自各个方面的政治攻击。
正因为这样，开创性的的思想和行动往往是从大学校园里开始生长。改变传统思维模式需要巨大的决心和毅力，也需要欢迎对立观点的意愿，需要直面自己错误的勇气。伟大的大学培养这些品质，鼓励人们倾听，鼓励人们发言。
不同想法可以切磋，也可以争论，但不会被压制，更不会被禁止。
要坚持真理，我们就必须接受并欣赏思想的多元 。
对挑战我们思想的人，我们应该欢迎他们到我们中间来，听取他们的意见。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能够敏锐地去理解，但不急于作出评判。
我担任哈佛大学校长，还不到一年。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们的校园里已经至少六次出现过有争议的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时甚至是激烈的争吵和公开的抗议。参加争论的有学生，有教职员工，也有校友和学校的友人。这样的争吵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快。但它是一个社区健康的标志，是积极的公民参与的象征。事实上，如果有一个学期完全没有发生这样的辩论，那才是不正常的，甚至会让人感到不安。
当意见冲突发生时，我们就不得不自问：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社区？而正是这个问题维系并强化着我们的集体，让我们对真理的追求更加深刻。
我作为校长的职责往往并不是决定学校“正确”的立场，而是确保讨论渠道的畅通。
从远处看，哈佛大学好像有一个统一的声音。但实际上，哈佛是不同声音交响共存的地方。而我们最为重要也最为困难的任务之一，就是让社区的所有成员都觉得他们可以畅所欲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