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菊与刀》，她的《文化模式》更值得今天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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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以上对本尼迪克特学术生平的简要铺叙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人类学家，其主要思想贡献就在于创造性地提出了有关文化模式的理论。《文化模式》篇幅并不很大，却是相当规范的学术研究。在最新的社科文献版中，除了作者致谢及其导师弗朗兹·博厄斯所撰序言，正文不过八章，前三章在相关研究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整合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逻辑，再三章分别是三个案例：新墨西哥州的普韦布洛人、多布人、美洲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继而以讨论社会的本质和个体与文化模式的关系作结。

本尼迪克特不仅推动了人类学的文化和心理转向，还大大推进了这一学科的现实和实践转型。本氏过世后，其同门好友、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将其著述以《工作中的人类学家》汇编结集出版，堪称对她毕生学术和思想的精准定位和概括。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学科，关注人类与其文化的关系，一方面是人类对文化的创造和形塑，另一方面是文化对人类的规制和影响。文化人类学也不仅仅只能研究原始民族和生僻文化，而是可以连通历史、介入现实，格物致知，经世致用。为了研究印第安人的习俗和文化，本氏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我本人也与祖尼人中的普韦布洛人共同生活了好几个夏天，并在与普韦布洛文化做对比的周边部落里生活过”（“致谢”。本文直接引用皆出自社科文献版《文化模式》）。她研究日本国民性，却是参与政府布置的课题，为处置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战后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时值二战后期，兵荒马乱，舟车风险，她无法到访日本。《菊与刀》所依赖的文献资料，一方面来自对在美日侨以及日本战俘的访谈，另一方面则广泛收集、梳理有关日本问题的文字材料，举凡文艺作品、媒体报道、专业论著、官方文件、历史档案、教科书等不一而足。她这样做也被认为拓宽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此前人类学研究多聚焦原始部落和民族的样本和案例，而以《菊与刀》为代表，文化人类学明确关注现实和当下。本氏的研究生涯止于“当代文化研究”项目，其《菊与刀》则成为其运用文化模式理论参与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成功范例。

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

二

在《文化模式》面世的1934年，世界正经历经济的大萧条，逼近政治的大危机，人类文明也将面临恐怖和战争的大劫难。纳粹极权、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正在欧洲和东亚甚嚣尘上、阴云密布。因而，有意无意之间，本氏在提出习俗研究这一文化人类学的基本命题之后，即开始反思批评既往功能主义人类学乃至西方文明在种族、宗教和制度等方面的“迷思”——以其“独特性”之偏狭保护、传播自身文化和文明的“一致性”，鄙视、排斥世界上其他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本氏指出，“当前西方文明迫切需要认识种族歧视的文化基础”（第10页）。换句话说，需要破除种族歧视的文化基础。

在本尼迪克特看来，这就需要充分了解人类文明所广泛存在的文化多样性。在第二章开头，本氏便引用了一位掘根印第安人头人对她说的话：“太初，神给每个民族一只黏土杯，他们从杯中啜饮生命。”（第19页）杯子会被打碎，但杯子各不相同。本氏通过比较分析不同民族的语言发音，对待青春期、成年礼以及战争、乱伦禁忌、信仰崇拜等的不同观念和习俗，说明“不论是简单文化还是复杂文化，每个文化层面都存在人类制度和动机的无数可能性，而人的明智之处正在于对这些差异越来越宽容”（第34页）。而文化多样性的产生，“不仅因为不同社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展或拒绝生存可能具有的一切方面，更因为各种文化特质错综交织”（第34页）。不同文化特质的组合千姿百态、不可胜数，很多却能为社会秩序提供同样充分的基础。

正是不同文化特质的整合形成了整体的文化，表现为不同的文化模式。在本氏看来，文化整合一点也不神秘，就像哥特式建筑这一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延续过程。因此，本氏呼吁人类学家应把不同文化特质作为多元融合的整体加以研究，以各文化中业已制度化的动机、情感和价值观为背景观察特定行为，理解其中的奥妙和意义。本氏借鉴了格式塔心理学以整体而非部分为出发点的研究方法，“整体决定部分，不仅决定其关系，还决定其性质”（第48页）。她还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对西方文明不同形态和阶段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了“文化形貌”或文化类型分析的意义及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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