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我国，中产阶级往往是上市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重要的技术科研工程师、拥有尖端技能的高职业素养人或者某些特定行业里尖端的人，如熊轩昂的父母是外交官。
实际上，中产阶级在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都属于知识技能型精英家庭的组合，代表着一个国家发展与稳定的中坚力量。
而这些家庭确实会如同熊轩昂所说，不断地孵化“状元”、“精英”。可以说，从中产阶级、精英家庭走出来的孩子，基本都是精英。
从这个命题里，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一个家庭对一个人的成功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已经不是“寒门出贵子”的时代。
这样说，很多人可能有些心酸，然而从古代发展至今，“寒门出贵子”之所以被传为佳话，是因为精贵，因为确实稀缺且困难，实质上是一种悲壮的幸存者偏差。
为什么这么说呢？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James Lee）、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梁晨及其团队的合作研究了一个命题：中国长达150年里的精英究竟出自哪些家庭？最后，他们通过建立强大的精英数据库，得出的结论是：
1865—1905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阶层；
1906—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区；
1953—1993年，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是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子弟；
1994—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与特定的重点高中。
从以上四个时间段来看，就有三个阶段的精英是明显出自“有产阶级”的家庭，有人可能会指出其中的第三个时间段作为反驳的证据。
而实际上在1953年到1993年之间，主要是阶级社会上层子女垄断教育的状况被打破、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制度的建立，才使得原本从零到有的大量无产阶级和工人子弟在精英中的比例大幅增加。
等到一切都趋于稳定的时候，“资产”在教育中的阶级再次凸显出来。高端的教育、优质的教育资源仍然掌握在中上层家庭手里，所以这些家庭注定孵化出精英。
熊轩昂的话很有意思，他说他地处在北京这样一线的教育资源“大国”，拥有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拥有很多通向教育的
“捷径”，
而这些是农村地区的孩子无法享受到的。
请注意“捷径”这个词，换句话说，
同等的高考应试门槛，其实还是有通向这个终点的学习“捷径”，而不是一味死磕课本、题海战术。
无独有偶，作为2013年的北京文科状元孙婧妍也曾在采访中，面对别人询问她“做了多少题目”感到反感，并以一位语文考了148分将近满分的过来人提出：
现代的高考，尤其是语文学科，早已经不是题海战术所能够驾驭的，更多的是日常接受教育的积累。
在采访中，孙婧妍也分享了很多父母对她在阅读上的教育，为了选购了很多书本，给她带来了良好的语感，最后还是那句话，她的成功也是“水到渠成”的。
换句话说，
这些教育里的精英学生，从小的时候就接受综合性的教育，拥有名师提点如何只做“一题”就能精通同类的题目，这就是“捷径”。他们拥有大量的阅读，作为自己的素养沉淀，而这些是一些普通家庭或者农村学生所无法做到的。
曾经在教育圈里听说过这样的情况，同样是考上北大的文科生，大城市来的学生对国外的作家、名著里的话侃侃而谈，而小城市、农村来的学生却半句话都答不上来，唯独能对课本指定背诵的段落倒背如流。
我上高中的时候，学校请了三个市的高考状元来给学生讲课，一个是湖北某地的，一个是河南南阳，一个是广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