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文评《铸典宣化》｜国际体系何以塑造清末民初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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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等级、“时间化的空间政治”

与维也纳体系

机制解释在实证研究中并不陌生，历史社会学与比较政治学经常关注国际环境对一国内部政治转型的影响。例如，斯考切波关注国家间的军事竞争对威权国家内部革命性危机的激发作用 （《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23-24页） 。迈克尔·曼分析了全球资本作为一种“弥散性权力”，如何对一国内部工人抵抗运动进行“包围”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0-11页） 。更多学者关注了国际体系和国内宪制之间的“示范效应”，国家间的学习与竞争、霸权国的推动、价值观传播等因素也会影响一国内部的宪制演变 （胡鹏：《国际环境、政治精英与民国初年民主共和政体的兴衰》，《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十六辑） 。上述影响因素或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近代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空间革命”。海洋时代伴随着工业和机械的力量，空间的拓展重构了国际和各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秩序，带动着城乡关系、国家形式、地缘关系、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重组。随之产生一种“概念横移”现象，即“陌生的概念被用于迥异于诞生它们的历史条件” （汪晖：《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45-46页） 。诸如“门罗主义”“民主”“民权”“主权”等诞生于西方的话语和概念得到了“和尚摸得，我也摸得”的待遇。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明”这一原属于十九世纪欧洲的概念被挪用到了二十世纪中国。《铸典宣化》详细梳理了“文明”一词如何进入晚清至民初的宪法讨论中，这也是维也纳体系影响近代中国宪制演变的主要体现。晚清的政治精英注意到，新兴独立国家主动接受“文明”话语，通过自我改造进入文明国家行列，这是维也纳体系下的普遍现象。国内精英对于“文明等级论”有一个较为曲折的接受过程。在观察到日本和奥斯曼帝国的正反例子后，他们开始将“立宪”与“文明”相关联。国内政治精英经过一系列的外部观察得出结论，制定成文宪法可以跻身文明国家行列，甚至进入“列强俱乐部” （22-27页） 。

“文明等级论”是一种“时间化的空间政治”。作者在《此疆尔界》中追溯了“空间政治”的生成机理，它产生于持有歧见的不同群体对空间的“对象化和客体化”，并围绕空间边界的分歧和冲突达到一定强度，“门罗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空间政治”。相比于“门罗主义”，“文明等级论”不仅包含空间因素，也包含时间因素，它将空间置于“从属于时间的位置”，假定人类历史是一个“按照不同阶段渐次发展的过程”，而同一时间处于不同空间、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就可以按照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被置于时间线的不同位置”。在十九世纪，欧洲相对于其他区域发展得更为完善，在文明等级体系下也就有了某种“领导乃至支配其他区域的资格”，欧洲国家对其他地区的征服和支配也被解释为“站在先进的历史-时间位置教化万邦的伟业” （《此疆尔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1-3页） 。

章永乐著《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

如果说“空间革命”会引发概念移植，那么叠加了“时间革命”的“空间革命”，即“时间化的空间政治”则会引发概念移植中的“扭曲”。《此疆尔界》就详细梳理了“门罗主义”一词在诞生后的“扭曲史”，不同政治主体对于同一词语产生了截然相反的解读。《铸典宣化》则梳理了“文明”概念被移植到中国后的类似现象。例如，辜鸿铭在反对晚近以来西方“尚智与力”的文明观的同时，指出“中国文明”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甚至可以拯救西方的文明；“一战”前后，“文明”观念在国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战后开始出现多元化的文明观念；毛泽东提出了“复数”的文明观，不再认为某一种单独的“文明”是普世标准 （165-220页） 。

如何理解“文明”概念在近代中国宪制演变中的“扭曲”？作者在《此疆尔界》中提醒我们，如果某一概念在后世的运用中与“原版”不同，并不一定是运用者别有用心、缺乏理解力甚或“良心败坏”——“从历史经验来看，立足于自身当下的需要，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事物作为行动的资源加以应用，本来就是人类行动的常态”。我们作为历史经验的研究者，有义务去解释这种距离何以出现，“追踪这个词语的意义流变，来探究政治社会发生的运动” （19-20页）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常用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大多源自“对十九世纪欧洲概念和命题的翻译和挪用”，但都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从而用于新的具体政治实践中。每一次重复也是“置换”，旧概念的新用法，看似是对概念的误用和错误移植，实际上“重组了历史叙述，也打破了旧叙述的统治地位，从而为新政治的展开铺垫了道路” （《世纪的诞生》，43-44页） 。

汪晖著《世纪的诞生》

国内政治精英对“文明等级论”的接受，并非仅仅作为一种客观的国际等级划分方法，而是一个主动的事件，是“通过对独特时势的把握以重新确定历史行动方向的主体行为” （《世纪的诞生》，16页） 。而“文明”概念在接受之后又被抛弃、被改造，表明精英们对时局的判断发生了改变。在“一战”爆发之初，国内的宪法讨论仍然限于“文明等级论”。但随着战争的进行，“文明等级论”在国内舆论场上发生了变化。杜亚泉在“一战”前是国家主义和“天演论”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在见证了“一战”中各“文明国家”的野蛮厮杀，特别是在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他开始系统反思西方的文明观念。“一战”结束后，通过“立宪”跻身文明国家行列的做法被广泛质疑。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逐步占据了“文明等级论”的“生态位”。普遍历史的衡量尺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内精英开始深入思考宪法演变中的普遍性因素 （192-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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