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但这实在只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一重悲剧。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又是一个自视极高的学人，他不能不时时从书斋中伸出头来，探望一下他身边的祖国，不能不时时为这万方多难的祖国发出一声叹息，于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间来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一间书斋对别人也许绰绰有余，但对他就十分局促，可是，时代给他的只是这一间书斋四壁书。如果他是个鲁迅式的文人倒也罢了，他可以冲出书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为匕首、为投枪，纵然没有荆轲的壮举，但也可以用易水萧萧的悲歌宣泄出胸中的郁闷，但他偏偏是一个学者。多年理性的训练使他习惯了理智的生活，于是，他只有深深地埋下头去伏案于书斋之中，只是当他写诗的时候，才允许心底的忧郁稍稍渗透出来，而这忧郁和愤懑还被种种典故包裹着、掩饰着，因此他的诗中那份悲凉又多了几分哽咽、几分苦涩。"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18页）我想，这不自由是不是由于他需要的自由空间太大而惹出来的一种"局促感"呢？
二
不幸他只能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幸他还是一个书斋学者。"自分琴书终寂寞，岂期舟楫伴生涯"，学剑不成，尚能学书，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人生意义的挪移。尽管陈寅恪并不满足于皓首穷经的学术生涯，时时自嘲为无益之事，但他又知道"文章存佚关兴废"（80页），在学术论著中也自有精神血脉在。《王观堂先生挽诗序》中，他反复申论的"文化"与"精神"，正是他极自负处，他称王国维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他自己内心深处肯定也自认为是那"文化精神凝聚之人"，而这"文化精神"所依凭以表现的，就是他毕生经营的那些看似深奥专门实则别具怀抱的学术论著。
在他的诗里，我们能看到他对学术生涯的自讽自嘲，但也能看到他对学术论著的自珍自爱。尽管他"无才可去补苍天"，但他觉得，毕竟可以用他的论著存文化精神血脉一线于不坠，所以他对自己的著作始终倾注了极多的心血，尤其是他晚年对自己的命运越发清醒的时候。1956年除夕，他写下一首诗，感慨地说道（98页）：
身世盲翁鼓，文章浪子书。
无能搜鼠雀，有命注虫鱼。
遮眼人空老，蒙头岁又除。
那知明日事，蛤蜊笑盘虚。
在"有命注虫鱼"的无可奈何中，他把自己的怀抱化成学术论著，1957年，他又作诗，写下这样两句："渡江好影花争艳，填海雄心酒祓愁。"愁什么？愁的正是"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因为这论著是他的精神血脉，他处在寂寞之中，除了论著刊布，又能有什么别的形式来显示他的存在？"珍重承天井中水，人间唯此是安流。"（105页）于是1962年陶铸和胡乔木到中山大学去看他时，他说的就是这八个字："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当他不得不用这种暗示性的说法请求要人援手时，我们知道，这论著已是他最后牵肠挂肚的心事了，正是"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80页）。
我读过《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也许，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倾全力作如此论著，但我明白这里别有他一番情怀。应该说，这两部书尤其是后者，立论上是明显有感情偏颇的，他在柳如是身上倾注了过多的情感以致未免拔高古人，但他的真实意图是"窥见其孤怀遗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笺释梳理中"温旧梦，寄遐思"，所以又不能仅以一部学术论著视之。问题是，他的旧梦太迂曲，他的遐思太幽远，于是不能不采用萦绕曲折的笔法，把它掩藏在深奥繁复的学术形式之中。很少人能耐心卒读这些论著，耐心卒读者又很少有人能领会他的深意，领会他的深意者又很少有人能挺身而出，和他一道承传其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而他心底升起一阵阵悲凉，悲凉中又不禁愤慨，"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67页，"白头宫女"又作"白头学究"）；对那些趋时者，他实在难以按捺心头的怒气，"吃菜共归新教主，种花真负旧时人"（63页），对那些附势者他实在不能掩饰心中的轻蔑。但他依然知音难觅，孤独中只好自嘲自责，"旧学渐荒新不进，自编平话戏儿童"（44页），"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99页）。可是，透过这些自嘲自责的诗句，我们又可以明白，其实他是多么渴望被理解，哪怕是身后的理解！正因为如此，他才一面怨艾"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116页），一面哀叹"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140页），一面自嘲"千秋有命存残稿，六载无端咏旧题"（116页），一面满怀期望地感慨"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121页）。可惜的是，他只能寂寞，学界中人理解的只能暗暗领会而不能讨论，不能理解而稍具同情心的只能赞誉他"学识渊博"，那些既不理解也不同情的人则认定他是"乾嘉余孽"，一个强烈渴望共鸣的人得到的偏偏是四壁无声，一个极端自信自负的人偏偏得不到一星半点的承认，放眼望去，四野寂静榛莽荒芜，他的平生志向，满腹经纶，竟和声寥寥，这怎能不让他伤心。
一管书生无用笔，旧曾投去又收回。（78页）
这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二重悲剧，他高估了同时代人的理解能力，也高估了学术论著的感染力量。要知道人文学科的历史命运就是这样乖蹇，在漫天流行的实用思潮下它很难有多少立足之地，对于急切期望效益的人们来说，人生终极意义的价值是多少？人格修养的用处是什么？文化精神早已抵挡不住实利的进攻，除了那些总以为自己掌握了文化命脉、自由精神的人还总在呼喊灵魂高于一切之外，人们早已用"知识"取代了"智慧"，早已拿精神和灵魂在上帝的当铺里作抵押换回了现世的利益。陈寅恪的学术论著既无巫术的威慑力，又无宗教的感召力，它能"维系文化精神于不坠"么？当他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人们魂兮归来时，他根本没想到他祭起用于招魂的学术论著早已被举世炫目的实用主义杏黄旗掩没，泥牛入海无消息了。他倾听四周，用他的盲睛细细搜寻，才发现真的只剩下孤独与寂寞。时下流行歌曲唱得好，"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他为什么要那么清醒？既然他明白"闭门寻诗亦多事，不如闭眼送生涯"（62页），他为什么要期望那么殷切？
多病与盲目也许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三重悲剧。陈寅恪绝不是一个通脱豁达的人，干政无门倒也无所谓，但闭门著书却是他对人生的最后一点希望。可是，1945年他却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秋天他到英国求医时尚存一线希望，"眼暗犹思得复明，强扶衰病试飞行"（47页），可次年治疗无效归国时，他已几近绝望，"远游空负求医意，归死人嗟行路难"（51页），他其实十分珍惜自己的躯体，因为这躯体不仅是他精神的寓所，也是他撰述寄托文化精神的论著的基础，可是上苍给他的却是多病与盲目。我总觉得他的心灵和他的躯体似乎总是在互相对抗，即所谓"身与心仇"，在他的诗里，"大患分明有此身"这样的诗句曾反复出现，一次是1943年写的《癸未春日感赋》，这时也许还只是一种感伤之辞，一次是1966年写的《丙午元旦作》，二十三年沧桑变迁，感时伤怀的典故早已成为一种深深的无奈之情，《老子》十三章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表面看来是哀叹身为心累，若没有这个臭皮囊，我还有什么生老病死的忧患，其实不然，有人一眼就窥见老子心底，欧阳修说这是"道家贪生之论"，朱熹说老子实际上"爱身之至"。陈寅恪也是如此，似乎他是在埋怨这个躯壳给他惹出这么多麻烦，实际上他是在痛惜自己的身体不能和心灵一样自由强健。他对白居易有极深的研究，也最爱读白居易诗，这一点他也很像白居易，白居易虽信佛教道教，觉得"松树千年朽，槿花一日歇，毕竟共虚空，何须夸岁月"，觉得"彭觞徒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