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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美国产业英雄李·艾柯卡，在日本汽车长驱直入美国市场时奋起直追
80年代中期起蚕食并长期统治西方传统制造业等产业领域的金融资本与过去的收购发起者不同，它们不是产业参与者，不用现金或换股并购，也不像60年代的多元化集团那样用换股收购（60年代美国出现把不相关的企业拼凑在一起的资本游戏，但没有涉及大规模借贷）。它们是纯财务公司，半路出家，没有产业运营经验，也没有现成的人们愿意接受其股份的公司，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KKR等私募股权（PE）公司。它们要并购实体经济的上市公司，用的是环环相扣的高杠杆以现金收购上市公司，通常包括四层：
养老基金成为旗旗下并购基金的有限合伙人（LP）、保险公司提供过桥贷款、从银行借款（并购用途的银团贷款）、发行垃圾债券（认购者多为当时刚刚解除投资管制的储贷机构即原住宅专门银行）。
被收购对象退市后折腾一番再上市。这种金融上的“扫货”行为连带激发了股市上的“公司突击手”（corporate raider）等寄生现象的出现（并购通常使标的公司股价上涨，如提前得到消息可提前布局，专业从事此道之人即为公司突击手）。所谓“积极股东主义”盛行于世，大量制造业上市公司被并购和转卖。而私募股权公司接手后，由于操盘手并非专业出身，实质上玩的是靠削减研发投入等短期手法粉饰报表再上市套利的路数。具体的方法是：在法律上将为并购建立的工具性法律实体和并购对象合为一体，这样为并购而设立的工具性法律实体所借的大量债务就变成并购对象的债务。被并购的标的企业在退市后，通过大量削减成本——包括日常开支、员工及研发开支来还债。在这一过程中，因为还债有利息，而债务总量大大高于并购前，因此退市后起先利润会很低，但避免了税收——因为利息在交税前扣除，而原来公司被并购前没有高负债也就没有这笔利息，那这笔现在变成利息的钱以前是要交税的。随着本金和利息在全力榨取标的公司现金流下逐渐偿还，净利润就重新增长，这样形成一个长达两到四年的优质增长的净利润记录，再拿去上市。
当时，由于摆脱了70年代的高通胀，从1983年起，美国资本市场形成一个持续的牛市，估值得到提高。在这一期间如实现退市、再上市，市场市盈率中枢本来就在提升，同时还做出一个再上市前增长的样子，就可按增长股估值，如此卖出，并购基金就赚钱了，而私募股权公司（管理方）更是从第一天起就在个人意义上赚的盆满钵满。正是因为大家都看到这种新型的发财秘诀，所以美国80年代各路人马都纷纷建立并购基金，开展杠杆收购业务。
为何当时这些纯财务公司的“积极股东主义”能得到相当的舆论赞同呢？主要是因为美国当时的管理结构正好处于一轮青黄不接的状态——大部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创立的大中型企业创立者及其家族多已退居二线，经过60年代的管理层接管，大部分企业的经营波澜不惊。
另外，80年代初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治理通胀时提高利率也让一些行业经营困难，80年代中期大量制造领域的美国企业全面受日本冲击，非常窝囊。这时有一批像《华尔街》电影的盖柯这样的振臂一呼，“贪婪就是好”，又在并购中给散户和共同基金等原有股东甜头，这些群体得到了短期甜头，自然乐见其成。但是，这种并购并没有提高企业和所在行业的效率。有些经济学家拿并购资本进出前后的利润水平来证明私募股权基金“提升了经济效率”，这是错误的，因为这本身就是靠削减成本尤其是长期研发投入人造出来的利润。如并购型PE有“绝招”，那么其一不应该人人都能做，只有少数有绝招的人能做，其二应该不受时间限制，但事实上并购型私募股权基金的繁荣非常集中在特定时间段：包括80年代中后期、2005-2007年和2013年以来的一些时间。这显然是因为它主要抓的是外部资本市场环境带来的红利，而当环境不利时（比如90年代初），它们就一窝蜂退却到相对保守的美国房地产REITS领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