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一个并未远去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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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

为什么有些帝国跨越数百年甚至千年屹立不倒，而另一些则“兴也勃焉，亡也忽焉”？一个关键就是有没有在“奥古斯都门槛”上实现这种权力类型的转换。另外，明克勒也强调了中心和边缘关系对于泱泱帝国维系统治的重要性，只有舍得在边缘投资，充分整合边缘，令其民众和政治精英归心，忧中心之所忧（而不是制造日甚一日的离心力，如昔日苏联的境遇那样），才能最终消除帝国中心的后顾之忧。英帝国对其边缘的统治方式乃其长盛不衰的活水之源，而其失败——以英属印度为例——则始于中心从控制商路、贸易据点为核心的“间接统治”（或曰“非正式统治”）向成本高昂的直接统治之转变。

而帝国维持统治的合法性，一方面来自和平，一方面来自繁荣。在意识形态或文化权力中帝国着重强调其使命感和神圣性，贬斥帝国边界以外的空间统统为蛮族活动的化外之地，并反过来通过这种“蛮族论”建起一道虚拟的帝国边界：昔日文明教化，今天是民主和人权；内容有别，但内在“逻辑”不变。帝国使命常常会跟现实私利比如军事安全和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此时帝国“使命”必然让位于帝国“理性”，这就会造成所谓“双重标准”的虚伪面目而遭世人诟病。帝国的使命，比如制止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等人道主义灾难，看似并不合乎成本—收益的“国家理性”，但它替帝国统治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90年代中期北约在波黑战争中的军事介入便是一例。而“帝国治下的和平”（与“共和和平”相对）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争议话题，明克勒继承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即在霸权政治体系里，始终无法摆脱群雄争霸的“大国政治悲剧”，但他进一步指出帝国的单极秩序的建立意味着这类霸权战争的终结，其“统领的内部疆域”也将更趋近于“稳固持久”。这种对帝国之于世界和平的正面评价当然已与我们熟知的帝国主义研究理论完全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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