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个孩童的记忆》：幻想一张去中国的票
虽然远离父母，但祖父母把男孩视为掌上明珠。他表面看起来算是个快活、爱笑的孩子。11岁时，父亲把他接到位于斯德哥尔摩劳工聚居区的家中，那里十分拥挤，同居的还有继母及继母的孩子。达格曼20岁后才见到生母。1940年9月，在他快过十七岁生日时，爷爷被一个精神病人杀害，奶奶受到刺激，于几周后的10月里去世。达格曼在《一个孩童的记忆》中陈述：
听说了刺杀的那个晚上，我跑到市立图书馆，试图为纪念死去的老人写首诗。然而除了可怜的、因羞惭而让我撕了的几行字，什么也没冒出来。不过，除了羞惭，在虚弱和哀伤中，有一样东西产生了——我相信，那就是当作家的欲望；就是说，希望表达什么是哀悼、被爱过以及被孤独地抛下。
他自认一直是孤独的。而在那最孤独的日子里，他习惯于到车站，混在人堆里：“我幻想有一天站在那里，兜里有张去中国的票，要是警察过来，我好出示给他看。可我从没有一张去中国的票。我继续写作，但同样的想法就在这背后。”
达格曼从写不出几行像样的诗句到成为作家，用了飞速度。因为父亲的关系，达格曼和无政府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产物工团主义有了接触。1944年，他成了工团组织日报《劳动者》的文化编辑，开始了和正在瑞典兴起，后来举足轻重的“40年代作家”群的联系。达格曼称《劳动者》是自己精神的出生地。
1945年，达格曼以小说《蛇》登上文坛。作品表达了反军国主义情绪和对人生的恐惧，符合战后时代潮流。作为前途有望的青年作家，他在1946年1月离开报社，专心写作。10月出版小说《注定遇难者之岛》，作品于两周内完成，达格曼自述是“让上帝来书写”。这个充满恶梦般想象的寓言，讲述了七个因船难困在岛上的人寻求拯救的故事。
1943年，
20岁的
达格曼和18岁的德国难民阿奈玛瑞·格泽(Annemarie Götze)结婚。他这么早建立家庭，也是为了帮妻子一家在瑞典定居，得到安全。岳父母是工团主义者，一家人从纳粹德国逃脱，加入巴塞罗那的运动；又为逃避西班牙法西斯的镇压，辗转到瑞典。通过他们以及和这家人有联系的难民，达格曼更容易感觉到当时欧洲的脉动，这帮助他完成了1946年对战争废墟中的德国的系列报道。1947年5月，这些报道收在一本叫《德国之秋》的集子里。达格曼不是批评德国人暴行的疯狂和邪恶，而是描写废墟上被扭曲和损害了的人。他认为，
悲剧的根源是大众机构的匿名性，这阻碍了移情和个人责任，而没有了那样的品质，人类会被绝迹所威胁。
他相信：“人的天敌是庞大机构，因为这会夺取他感觉到对伙伴有责任的重大需求，限制表现团结和爱的可能，把自己弄成权威的代理，一时间可能是对准他人的，最终却会对准自己。”达格曼的名字至此在瑞典家喻户晓，后来也传扬到德国。
一直以来，对达格曼的评价有些类似于对福克纳、卡夫卡及加谬的评价。他是瑞典20世纪40年代作家的代表，常书写二战和冷战氛围中的恐惧、负罪感、孤独和无意义。
2008年，就在瑞典学院授予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Jean Le Clézio)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前不久，勒·克莱齐奥正在重读特别喜爱的达格曼文集《散文和文本》(法译本更名为《忧伤的独裁》)。“再次沉浸于对这本尖刻又苦涩的书并非偶然”，当时他正要去瑞典接受“达格曼之友协会”颁发的奖项，参观作家童年生活的地方。勒·克莱齐奥一直很喜欢达格曼的作品，“对他混合了孩童般柔情和天真与讽刺的方式；对他的理想主义；对他的睿智，他那么睿智地判断战后充满磨难的岁月——那是他的成年阶段，却是我的童年时代。”其实，远不止勒·克莱齐奥一人对达格曼致敬。达格曼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受欢迎程度甚至让瑞典人也吃惊。有人分析，有关存在的主题很能打动法国人的心，而达格曼是个来自北国，饱受生活折磨的文学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