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权力、利益和名誉的集中分配,是必要的,也是无奈的。当美国社会学会拥有两三万名会员的时候,不得不通过奖项等权力/利益/名誉的分配,制造
凝聚化和分层化
机制
。否则,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学会玩呢?
第二,美国社会学会的垄断地位很难打破破。
有些人参加,就只是为了名与利。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Stephen Turner
就在自传中,既吐槽美国社会学会经常沦为为自己优秀的学生提供阶梯的组织,也成为很多学者捞名声的组织。他吐槽过,著名的比较历史社会学家斯考切波想当某个职位,但前提是不要让自己干什么事情。换句话说:选上了,就行了。至于做事?别想了。
*Stephen Turner的自传《Mad Hazard》
所以,当面对美国社会学会的垄断霸权,就有人建议另外发展学会组织,比如Sociological Research Association这个成立已久、大佬云集的机构。但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
Andrew Abbott
就指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SRA虽然是声誉非常好的机构,但
全是“老家伙”
——他们在学界和学校地位已经很高,只是选上这个“会士”来享受年度聚会而已。如果你要想把SRA发展得和美国社会学会抗衡,那要发很多奖、组织很多活动,这可累死人。这些人已经有权有名有利了,谁还会费心做这些事呢?
确实,
学会组织要发展,就得像“轻奢品”一样
:它要有地位,得垄断权力、利益和声誉,但是又得明确标价,能让普通人想象自己也可以加入、也可以一步步往上爬,要发展“下线”。
学界的学会,从另一个角度,就像传销组织。
第三,重构学会组织,不是不可能。
当然,并不是说像美国社会学会的组织垄断了所有的权力、利益和声誉。很多人会发现自己没法成为有模有样的徒孙徒孙,没法在这里混出模样,自然就会离开。在美国这种开放社会,你要成立个学会,随便成立。问题只在于,
你同样在聚一波人、发一波奖、发一波期刊,分配一波利益
。
所以,像Howard Becker等喜欢视觉研究的学者,不可能在美国社会学会里站住地位。毕竟,视觉研究要经常跨界,和传播学、设计学等学者联合。
但这种跨越学科边界之举,容易损害既有学科的权力/利益/声誉结构。
所以,他们就自己组建了国际视觉社会学学会,甚至也自己发行期刊。这些人,当然就不和美国社会学会混了。
话说回来,欧洲社会学会在权力和利益分配方面,远比不上美国社会学会,这使得它经常像一个俱乐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