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姜”就是“王姜”的省称，可见，
王姜曾赏赐臣下
，且从金文的记载看，王姜用来赏赐之物远不止贝
（钱）
一种。1929年在河南省洛阳市五里马坡出土的作册夨令簋铭文写道：
“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
“臣十家，鬲百人”是生产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能够将其作为赏赐，可见王姜拥有支配劳动力的权力。而旟鼎铭文更是记载“王姜锡旟田三于待刈”，这句话的意思是王姜将三块田和田中有待收获的禾稻一并授予一个叫旟的贵族。俗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权力赏赐田土，不啻说明王姜对土地拥有支配权，是西周王室经济事务的管理者之一。
另外，王姜还拥有派遣或是接待使节、参与政事的权力。1951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杭州发现、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叔卣铭文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周王在宗周举行袚祭的时候，王姜派遣史官叔到大保那里，大保赏赐叔三项物品：周王举行袚祭供他们祭祀使用的郁鬯、白金和芻牛。叔回应颂扬大保的嘉美，因此制作了这宝贵尊贵的彝器。“大保
（太保）
”是西周初期的一种重要官职，地位显赫，既是周王的辅弼重臣，又是执政官。关于叔卣提到的“大保”，普遍认为就是燕国的始祖召公奭。他在西周初年曾任大保一职，历武、成、康三世。王姜派史叔去见大保，其目的显然有关政事。
而作册夨令簋也记载，王姜赏赐的对象是伯懋父的使者。王姜为之举行“尊俎”的仪式
（作册夨令尊俎于王姜）
。《礼记·明堂位》说，“尊用牺象山罍”，说明“尊”有陈设布置的意思。“俎”则是举行享礼的菜肴。《左传·隐公五年》说，“鸟兽之肉，不登于俎”，这表明设俎是非常隆重的礼仪。当时的背景是周王正
在南征
（“唯王于伐楚”）
。大约是前方将领伯懋父派作册夨令前来汇报军情，王室对此非常重视，特意以王姜亲自出面举行“尊俎”接待，并加以赏赐。作册
夨令对受到如此荣耀深感荣幸，故而作器以纪念。
如果说，作册夨令簋里的“尊俎”尚且可以说成一种礼仪活动的话，另外二件周器作册睘卣与作册睘尊的铭文就表明，王姜不但随同周王出征，还直接参与了与之相关的政治行动。作册睘卣写道：
“惟十又九年，王在厈。王姜令作册睘安夷伯。”
“斥”是一个地名，“王在斥”即周王率军亲征到斥。所谓“夷伯”就是夷国诸侯，《左传·桓公十六年》提到：“卫宣公烝于夷姜。”这就说明存在着一个姜姓夷国。从“王姜”的名字就可以知道，她自己就出身姜姓诸侯国
（如齐、申、吕、许）
。作册睘卣的这段金文，实际上就是说明王姜利用同姓的渊源与便利条件，派遣“作册睘”前去安抚“夷伯”。这更是清楚无疑的政治活动了。作册睘卣与作册睘尊铭文提到“夷伯宾睘贝布”“扬王姜休，用作文考癸宝尊彝”，可见这次外交折冲活动获得成功，夷伯用贝和布回敬宾赠。作为王姜使节的作册睘对此感到无比荣幸，故而作器以祭祀之。在周代，祭祀无疑是王朝的一种重大典礼。前面提到的叔卣铭文里就表明，史官叔是领王姜之命参加王室的祭典活动，这既是一项义务，又是一项权力，说明当时的王室后妃仍然在祭祀活动中有着重要地位，并获得在这些场合参与国政的机会。
而在金文里，除了王姜这样地位尊贵的王后之外，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些女性的身影。
西周早期金文里出现“保”这一官职。《尚书·君奭》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另外，《大戴礼记·保傅》记载：“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由此可见，“保”原本的职责应是王室内的教育工作，男女皆有，并不等于后世的“保姆”。当时周王室的内廷有女性担任的保官。西周的青铜器里可以看到三段与之相关的金文。
保侃母壶：“王姒赐保侃母贝。扬姒休，作宝壶。”
保侃母簋盖：“保侃母赐贝于庚宫。作宝簋。”
保母器：“保母赐贝于庚姜。用作旅彝。”
这些女保们在工作中表现出色，因此被王室给予赐贝的奖励。另外还有一件鼎，其器型约在西周中期，但纹饰仍具西周早期遗风。其上铭文30余字，其大意是从内宫退职，丼氏宗妇妫赏赐她玄衣，并说：你要以法治理丼氏家族事务，并管理在宗庙内工作的男女奴仆，于是“用作宝鼎，其万年用事宗”。从这段文字也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的女官似乎不是“终身”制的。
至于身处王室之外的贵族妇女，也有获得王室赏赐的机会。尹姞鬲铭文记载，尹姞是穆公的夫人，穆公是周王室的公尹。“穆公作尹姞宗室于繇林。”这件事情让“天君”
（可能指周王的母亲）
知道了，她“弗望穆公圣粦明事先王”，因此亲临尹姞的宗室，赏赐尹姞“玉五品，马四匹”。相比尹姞鬲里的赏赐缘由只是尹姞的丈夫穆公有功于“先王”。另一件形制纹饰与尹姞鬲相似，名称也相类的公姞鬲，其铭文则明确记载，“天君”是因为勉励公姞的功劳，命令赏赐公姞活鱼三百条。可惜铭文简略，公姞究竟是为王室立过何种功绩仍然不得而知，但她在当时有着相当的社会地位并因此受到王室另眼相待应该也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