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放开生育或许不会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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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面临“二孩”选择的育龄妇女都有类似的感受：生的很少后悔，没生的却一直很纠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多人还在观望？我们通常将其归结为经济、照料子女和事业发展的压力过大。

湖北宜昌的一份调查发现，过半不愿生“二孩”的育龄妇女都提到了教育费用过高。目前中国教育支出水平位居世界最高水平，城市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支出能占到家庭总收入的30%以上，私立学校和重点学校的教育成本往往要比普通学校高出2.5-3倍，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衡使这些父母为避免子女“输在起跑线上”，不得不在学区房、课外班等方面形成额外花费，成为很多育龄夫妇在“二孩”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关键因素。此外，婚嫁成本高、没有时间和精力带孩子、再生会降低生活质量等因素也是年轻父母不要“二孩”的主要原因。

一般来说，距离资源、权力、体制和城市越近的核心人群，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偏高，自由意志更强，闲暇时间更为有限，城市户口、租房、教育、医疗等多方面的现实困难导致“二孩”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成本、更少的空闲时间、更低的生活质量和更有限的职业发展空间，进而导致她们的生育意愿偏低。而体制外的边缘人群生育意愿相对较高，一些人早在“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前就通过各种方法突破限制了。

制度的阻力也迫使部分育龄妇女不得不放弃或延后“二孩”计划。目前，全国多地仍针对抢生和超生的“二孩”、“三孩”征收社会抚养费，这一制度原先是基于“多生孩子会给社会增加负担”的考虑而设立的，但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落地后，这项“恶制”不但没有取消，还在继续推行，对于中国生育水平长期走低的危险形势缺乏充分认识。

在社会抚养费、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和生育指标审批制度仍然存在的今天，仍有一些政府部门和单位认为生“二孩”是一种需经批准才能获得的福利。在“全面二孩”实施的一年里，接连有学校和医院出台限制女性生育“二孩”的“怀孕协议”，甚至制定了从预备怀孕到预产期都安排好的时间表，如果违反就可能遭到辞退。这一方面反映出“二孩”政策的出台对于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行业确实带来很大影响——据测算，全国即便只有20%符合政策条件的育龄妇女生育“二孩”，也将带来1800万人的产科医疗服务需求，对现有医疗资源形成冲击，同时也反映出现有体制仍在固守原有的生育观念，没有跟上步伐。

长达36年的以限制人口数量增长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也不能低估。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只生一个好的生育观已经深入人心，多生、早生反倒成为一种自私守旧甚至不光彩的事，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文化对年轻人而言几乎是天方夜谭。因而有必要在全面生育政策的同时，提倡以传宗接代为主的生育文化，认识到生育作为一种能够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解决问题的群体行为，应作为一种稀缺品被鼓励和提倡。生育文化和生育行为也一样，需要一代代人慢慢接受和扭转，这必然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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