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问：为电影创作配乐对你来说是音乐上的一种自然进程吗？
莫里康内：事实上，这是一个当你没有经济独立时如何生活下去的问题。我从古典音乐中赚的很少，所以我开始做编曲，然后才逐渐接触到了电影。这不是我事先计划好的事情；我一生中从未做过任何决定。我总是顺其自然。这就是我的结局。
莫里康内：我不常去电影院，但我确实喜欢电影。我更喜欢那些不太商业性的作品，那些更具艺术性的作品。
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美国对意大利电影的影响有多大？
莫里康内：非常强劲。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那段时期涌现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导演，对我来说意义十分重大的是意大利式西部片。一些非常漂亮的意大利电影也是在那个时期拍摄的。
莫里康内：我记不太清了，当时我还处于成长阶段，为生存和日常生活的基本问题而担忧。财政问题似乎无法解决。我甚至没有注意到意大利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以及所谓的「经济奇迹」。当时我最首要的问题和现在一样——如何为电影服务，同时既能赚钱，又不放弃成为严肃作曲家的理想。
莫里康内：斯特拉文斯基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作曲家，既因为他在音乐中所倾注的，也因为他总是赋予声音积极的力量，还有他敏锐而鲜明的创造力，以及他获得并运用当时俄罗斯民间的影响的方式。他是当代音乐界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斯特拉文斯基
我的音乐导师戈弗雷多·佩特拉西和其他几位作曲家——施托克豪森、布列兹、诺诺、贝里奥、帕莱斯特里纳和蒙特威尔第，还有巴赫（另一位我崇拜的作曲家）——都在我的音乐发展过程中留下了非常积极的印记。这些作曲家是我的一部分，我对他们进行了消化和过滤。
我可以很容易地弹奏他们的曲子，但是以完全不同的方法，因为我对他们的态度是非被动的。
一个人的品味会受到作曲家、所爱之物、日常生活、当代音乐和童年记忆的影响。这些构成了经验，经验转化成了技巧，而风格又从技巧中产生；它们是无意识的，因此我们无法控制。所以，我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创作，只有其他人能来为之定义。也许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会冒险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艺术和技术上的评估。但是我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我已经做过的事情。我必须看向未来。
莫里康内：是的。最近我和一些导演成了朋友，也一起出去吃饭。但在此之前，我常常待在家，仅此而已。
我不会出去找工作；往往是导演们来找我。早期在《法西斯分子》之后，那位导演又邀请我参与了另一部电影，而制片人把我推荐给了另一位导演，圈子随之扩大。最初入行的五年里，我参与了六部电影，差不多一年一部。
问：你和许多意大利电影人合作过，不过也有不少美国电影人：比如唐·希格尔。两者之间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吗？
莫里康内：就美国电影而言，有时我甚至在还没见到导演的时候就开始创作。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和导演一起工作，让他听听主旋律并发表意见。在没有导演在场的情况下，有时我会感到很迷茫。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
严格来说，我与唐·希格尔几乎没有什么合作。他来听录音，但不知道我该录什么。这很奇怪，而且确实发生了——但和意大利电影人合作就没有这种情况。导演选择一个特定的作曲家，是因为他知道两人之间可以合作。
莫里康内：一旦作曲家接受了任务，讨论就开始了——要么是关于剧本，要么是在拍摄期间，要么是关于已经剪辑好的电影。然后根据导演的想法和作曲家的需要，两人会不断寻求共识。
一旦确定了共同的方向，作曲家就开始思考和转译已经达成一致的概念。音乐就这样诞生了。
莫里康内：从1975年才开始这样。音乐写好后，我就会去录音室指挥管弦乐团，听录音，做混音，然后如果我需要修改音乐，就会对照影像进行编辑。
问：你为现场观众和为电影院创作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