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清国两代叶赫那拉太后垂帘听政都受苛责：慈禧精干，被责专擅；隆裕无能，又被责窝囊。这仿佛说，她们如果中庸一些，大清就不至于倾覆。江山社稷都承载到了女人的肩膀上，似乎也忒脆弱了点，一国的大老爷们似乎也只留下些指责女人的勇气了。
如果海选历史上的女性反面人物，慈禧太后应该是能进入前三甲的，甚至超过武则天。有关她的私生活不堪入目的八卦都被当作了信史，其实不少是中外抹黑宣传家们的创作，将武则天的小说故事安到了慈禧身上。而在政绩方面，慈禧太后与则天女皇无法相提并论。大清国但凡内政外交的失败，多被归咎到这个深宫里的寡妇身上，仿佛只要她不是那么昏庸、残暴、愚昧，大清国就还一定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样的逻辑是荒谬的。且不说一个能从“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无病呻吟中就能看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王朝怎么可能容忍一个淫乱、腐败的女人母仪天下、继而葬送帝国，即使慈禧太后果真如此五毒俱全，那些自以为是忠臣孝子的人又都做了些什么呢？
中国的政治运动最为娴熟的手腕之一，就是创造一个妖魔，以便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大多数人就可以安心地以为自己是好人了，可以轻装跑步进入灿烂的新时代。更何况，将前朝的一切妖魔化，不仅有利于完善自己的合法性，更有利于建立自己的伟大形象武则天与慈禧太后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的孙子更争气，整出了一个开元盛世的好局面，连带着那颇有争议的奶奶也大为争光；而慈禧的孙子却把江山“一会儿就完了”（溥仪登基大典上载沣哄儿子时急不择言的话，被当作亡国的征兆），自身尚且不保，老奶奶的历史评价就更顾不上了，最后连老奶奶的坟墓和遗体都被蹂躏和侮辱。
针对慈禧太后形象的大规模妖魔化运动，是在戊戌政变之后流亡海外的康梁们挑起来的。历史考证已经发现，康圣人有关自己在改革中的地位是经过注水和拔高的。在真正的改革主导者们（所谓“军机四卿”，均被拉到菜市口砍头）死无对证，官方又对内情讳莫如深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康有为将自己成功地塑造成皇帝的忠诚战士和改革的第一旗手。光绪皇帝被无限神化的同时，慈禧太后也被无限妖魔化，营造出以帝后为代表的两条政治路线斗争。康梁将武则天的野史安到慈禧身上，塑造了一个“政治上反动、生活上淫荡”的妖后，迎合了西方大众无论在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对中国的简单想象。
西方的耳目已经闭塞了。日本从甲午战争中获得的巨额红利令整个世界艳羡。英、法、德、意等国纷纷改变了自己的中国政策，将老资格、温和的“中国通”们调离驻北京公使的岗位，换上了清一色的非洲事务专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地图上用直尺瓜分土地。大清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在评价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原驻开罗总领事窦纳乐时，就感慨道，“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其工作方法就是基于对付非洲黑人的经验”，这将破坏“我们多年来将中国人视为有文化和文明的民族的努力”。
当时最著名的驻华新闻记者，如《泰晤士报》的莫里循、濮兰德等，甚至根本就不熟悉中文，而主要依仗品德上大有问题的英国人巴克斯提供扭曲的报道。莫里循本人所保留的一大批日记（现多收藏于澳大利亚悉尼），与其报道的内容完全不同。而濮兰德与巴克斯合作出版的畅销书《慈禧外传》（直译为“太后治下的中国”）及《清室外记》（直译为“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几乎完全基于想象与伪造，却被海内外史学界一致当作信史引用了数十年。巴克斯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他和慈禧太后之间奇异的性交往，居然都没有引起史学界的任何怀疑。
民国时期爱新觉罗家族后代
被史学界普遍接受了的一个荒唐故事，是所谓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母子对立。太后毕竟不是女皇，可以随时撤换太子；太后的权力是儿子做皇帝派生出来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充满猫腻的戊戌政变中，至今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慈禧太后是反改革的。改革是利益的大调整，但正如八年后大清决定推进宪政改革前所分析的——改革利国、利君、利民，就是不利于官——这就需要相当的技巧和策略。甲午战争后积累起来的改革共识，被冒进的维新派们轻率地挥霍滥用，变法成为操切的大跃进，令最需要支持者的改革事业到处无谓树敌，成为孤家寡人。既得利益者的反弹力度之大，甚至威胁到了皇位。太后出面喊停，实际上是母子分工、红脸白脸，将随时能爆炸的局面缓和下来。而六君子便如当年的商鞅，借其脑袋当刹车使了。戊戌政变后，除了政治体制改革被喊停外，其他的改革措施基本都得到了继续推行。无论历时30年的洋务运动，还是此后更为深刻的宪政改革，慈禧太后都是以舵手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是难以用“被迫”、“伪装”等词汇进行解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