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自从章宝琛过门后,启功再也没有为家里的事操过心。每天早晨一睁眼,启功就看到章宝琛在没完没了地干活。启功的母亲和姑姑上了年纪,又常闹病,不免会发些脾气,不管遇上多么委屈的事,她从来不顶一句嘴。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回到家也冲她发脾气,可是每次妻子总是不言语,想吵也吵不起来。
启功心里渐渐有些不忍,突然记起母亲曾说的关于章宝琛的身世。章宝琛生母早亡,后妈对她非常刻薄,从小就吃了不少苦,她是带着相依为命的弟弟一起嫁过来的。当启功了解了她的身世以后,强烈的同情心逐渐化成了爱恋之情。
从此,启功整日在家中习书作画,以此为生。当启功背上画好的画卷准备出门叫卖时,突然在门槛前迟疑了片刻,善解人意的章宝琛立刻明白了,那是文人的面子,于是立刻接过启功装好的字画,跨出家门,“从今天起,你只管作画,我上街去卖。”
启功和章宝琛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启功在辅仁大学教书后,班上有很多女学生,启功经常带女学生们去看展览。于是,便有些好事者开始无中生有地造谣,说启功在搞师生恋。
谣言很快传到章宝琛的耳中。但章宝琛并没有对启功刨根问底,更没有大吵大闹。因为,章宝琛相信启功的为人。
1952年,启功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1956年母亲克连珍久病不起,姑姑恒季华也随后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就靠章宝琛一人来照顾。章宝琛把所有的重活脏活,端屎端尿的事都包了。
直到母亲弥留之际,她拉着章宝琛的手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母亲去世后,启功在悲伤中想起妻子侍奉老人的日夜辛劳,想到她深明大义,对自己体贴入微,对章宝琛也愈发感激。
1957年,启功被莫名其妙地划成“右派分子”。回到家中,章宝琛不解:“他们怎么会让你当这个‘右派’呢?”启功苦笑着宽慰她:“你想想,这不是明摆着吗?咱家是封建家庭,我受的是封建教育,划我‘右派’不算冤。”
启功在妻子面前的幽默,还是难掩他内心的苦楚。章宝琛见启功痛苦的样子,便紧紧抱住丈夫泣不成声:“以前那么苦的日子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够难倒我们?如果你有个好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她劝启功说,“谁批你、骂你,你都不要怕,陈校长知道你是好人,我也知道你是个好人。”
她深知启功爱讲话,就经常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有些不该讲的话,你要往下咽,使劲咽!”启功听了妻子这些朴素的话,心头荡起一股暖流,解开了心头的死结。就算现在没人给自己出版,也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
几年后,启功又重新登上讲台。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正当他全力以赴在学术上进行冲刺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也被迫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