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郝吉明：
空气污染控制措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可忽视。以我国能源体系为例，通过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大气十条”）
推动的燃煤电厂超低排放要求，推动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清洁燃煤发电体系。电力行业的发展曾引发长期争论，2003年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电力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加严遇到了较大阻力。但随着从新型工业化道路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推进，我国燃煤发电体系实现了大跨越，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产业发展方面，空气污染治理也给汽车行业带来了赶超机会。我国汽车产业起步较晚，但城市高度密集、机动车高频使用，使得机动车污染备受关注。“大气十条”推动我国机动车排放标准从国一国二提升至国六，甚至讨论到国七标准。在发展模式上，除了燃油车，我国将电动车使用放在突出地位，强调电动化。燃油车是工业发达国家先发展起来的，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上海牌汽车虽属较好，但后来机动车引进多是国外汽车公司到中国生产。我总开玩笑说，中国的汽车产业是“寄生”在国外公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不过，电动车在全球基本处于同一发展起跑线，我国有较好的发展机会。
而且，这与我国国情相关，当时对电动车的讨论较多，是否下决心发展是个问题。当时我和原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所长周大地做相关研究，周大地研究电动车对能源安全的影响。我国能源安全主要面临油气对外依存度大的问题，汽油车的发展又加大了对外依存度，而电动车有可能减轻我国对石油的依赖度，增强能源安全性。我负责研究电动车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作用，显然城市污染排放减少了。即使使用燃煤电力，由于燃煤电厂的超低排放，总排放也减少了，从环境友好性也做了研究。除了改善空气质量、健康受益之外，空气污染治理还对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
用。
清华和北大是邻居，以前晚上两校经常停电，清华有个“土电厂”，还能稍微调剂一下用电，而北大没有土电厂，一停电，很多北大同学就骑车来清华上晚自习。当时高峰期拉闸是个基本规律。现在，我们保障了安全供电，也促进了社会发展。对于如何评价大气污染治理带来的效益，我觉得抓住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同时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也很重要。
我国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推进大气污染控制的，总有人说大气污染治理会妨碍产业发展，但实际上，我国持续控制空气污染，各行各业都在发展。
大家可能注意到唐山是钢铁之城，唐山2024年成为全国第27个“万亿GDP”城市。能在大气污染控制力度这么大的情况下实现经济总量的上升，这是很好的典型。“大气十条”曾公布空气质量倒数十的城市，当时河北省占了一大半，与河北是钢铁大省密切相关。现在很多城市都退出了倒数十名，河北省的经济在改善空气质量过程得到发展。所以，经济社会与环境可以实现协调发展，大气污染治理并没有阻碍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态势。
大气十条实施以来，先后开展了三次实施效果评估，每次评估都做了经济效益和投入产出的评价，各种评价结果都显示投入小于收益，是正的，无论怎么算都是正的。
张世秋：
在现代社会制定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时，除了考虑长期战略、长期可持续发展、政治意愿、民意以及各主体诉求等因素外，首先需要回答或者论证的是，值不值得，应不应该或者该不该做的问题。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和论证该不该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或者依据，就是从环境经济学分析的角度，这个政策或者决策的所得是否大于所失，也就是效益是否大于成本。如果预期效益小于成本，也就是失大于得，当然可以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就是这个决策是不恰当的或者是错误的。如果预期效益大于成本，至少可以说明这个决策从得失选择的角度是可行的，是值得采取的行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成本和效益分析，尽管因不同研究所覆盖的范围和采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截至目前，针对空气污染治理的效益和成本的相关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也就是空气污染治理的效益远高于成本，相关结果的差异在于：效益高于成本是几倍还是几十倍。从这个意义上，目前已有的研究，无论是保守的估计还是相对更激进和范围更广的分析，都表明，空气污染治理的预期效益远大于实际发生的成本，那就说明，从全社会的角度，治理空气污染、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是值得采取的行动。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空气污染治理已持续了很长时间，中国从开始研究空气污染到持续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并取得显著成效，经历了50多年的长期艰苦历程，特别是过去十几年的努力，使得中国总体空气质量呈现出稳步提升的趋势。而当下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城市中四分之三已达标，那还要不要继续达标或继续改善空气质量？若要改善，方向和标准又该如何确定？
目前中国大气污染形势下，健康影响依然十分突出，虽然不同的研究，针对因空气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数据的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即使是100万左右，那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此外，中国强调实现要让蓝天白云成为常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推动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并实现绿色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长期战略虽已制定，需要关注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政策去驱动这些目标或战略的达成，而标准就是一个非常好且重要的抓手。
各国包括中国的经验都表明，空气质量标准的制定和修订都在空气质量管理系统中发挥着统领全局的作用，可以说标准的制定奠定了大气污染治理的基石，而标准的不断升级则是空气质量改善的持续推动力。通过标准修订能够发挥标准的带动全局的作用，这既体现在空气质量改善上面，也体现在对空气质量管理体系升级的推动方面。
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强调要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而标准是产业和结构调整以及绿色转型包括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的政策抓手。在中国已经四分之三的城市已经达标的时间段，通过提标不仅可以提供持续的空气质量改善的信号，也是借助提标在推动空气污染治理的同时，驱动中国向绿色发展的持续转型，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回到具体问题，空气污染治理包括标准修订值不值得，即成本效益分析比较。从国际经验来看，以美国不同阶段《清洁空气法》的实施为例，所有相关后评估的结果都明确表明，其效益远远大于实施清洁空气法案所带来的成本，不同阶段给出的效益评估结果都是成本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之多，其他国家情况也基本类似。
再从总效益成本比数据来看，能让大家更清楚了解中国的情况。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空气污染治理的效益成本比是3.2比1，即每投入一块钱会产生3.2块钱的综合效益，效益大于成本的结论也是很显然的。
针对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北京大学团队在能源基金会支持下于2022年完成了一项成本效益分析，回应公众和决策者关注，比如预期效益是否会大于成本，早达标还是晚达标是否有差异，标准宽严程度对效益和成本的影响，以及提标对不同区域的
影响，是否会带来更剧烈的区域分布不均衡等问题。
研究发现，提高或加严空气质量标准带来的健康效益明显，当时我们的研究仅是基于的过早死亡风险而不包括患病及相关风险。从总效益角度，即便用最保守方式估计，我们的研究表明，因规避过早死亡风险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到4%之间；同时，也明显发现早行动或早达标比晚行动和晚达标带来的效益更大；从区域和空间的角度，无论是重污染区还是轻污染区或者相对清洁的地区，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的健康效益都非常巨大，加严标准都会给各区域带来可观的健康效益。
从人群分布看，生命早期儿童和老年人是最大的受益群体。标准修订所带来的健康效益中约60%的效益与占总人口15%的65岁以上人群有关。伴随中国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剧，实际的空气质量改善效益会比我们目前估算的结果还会更高。
由于空气污染治理不仅使相对发达地区受益，相对落后地区也会因治理获得更大的健康风险规避效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伴随空气质量改善，健康损失或健康效益的区域差距在不断缩小，站在全社会角度，这是好事，环境政策公平性程度虽未足够改善，但至少在缩小更没有进一步恶化。
还有一个研究结果会与我们每个人直接相关，据北京大学环境健康团队另一项研究，针对2013到2017年空气质量改善，中国居民医疗支出是否变化，结果发现每年可节省医疗支出约7000多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
所以，针对空气质量标准修订这样的重要公共政策问题，应该持续进行深度交流、讨论乃至辩论，以便在明晰科学研究基础、证据与结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社会的多重目标，进而做出恰当的决策。
知识分子：
张老师此前对于钢铁、化工、水泥等传统意义上的污染行业有过深入访谈，这些一线的社会经济主体是如何理解提标的成本和收益的，整体经济形势变动下有没有什么“倒退”？从长远来看，我们希望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的原因是什么？
张世秋：
空气污染治理和双碳战略实施本质上是相互促进且具有协同效应的。2013年中国开始加速且高强度的空气污染治理以及双碳战略提出之后，我们想了解主要的污染行业是否发生了变化。2021年和2022年，我们对钢铁、化工和水泥等污染行业做了一些调研和访谈。
最直观的感受是，和十几年前对同类企业进行访谈的情况有所不同。早些年，去企业和行业调研时，听到最多的是很多企业和行业都会抱怨环保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和负担，导致它们成本上升、经济困难等等问题。然而，在2021年、2022年的访谈中，很少会听到此前的压倒一切的抱怨，当然，这并不是说企业压力不大，而是尽管压力很大，但会更多地思考如何改进技术、控制污染，也更多地会讨论到，如果空气质量标准持续提高，企业应如何加大研发投入，在哪些方面还需进行技术更新改造等。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这些行业的技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以燃煤电厂为例，由于实行超低排放等措施，中国很多燃煤电厂的能源效率其实与全球最好国家的燃煤电厂的能源效率不相上下——如果不是更好的话。可以说，是站在了世界前列的水平，其他行业也是类似情况。这说明经过过去这些年加速且加严的行动，这表明，行业和企业对“降低排放、控制污染”以及“提标”等的认知已从早期的抱怨和被动应付转向了主动适应甚至是提前行动的过程，这种趋势非常重要，因为一旦企业的技术发生变革、认知发生改变，就意味着企业已经走上了更加环保或更加绿色的路径。当然，我们也需要同时看到，经济波动等因素仍可能引发一些短期行为的反复或者反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