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荣获二等功引思：无罪判决是怎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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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司法者的担当与无辜者的命运

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只是惩处犯罪，还要防止冤假错案，确保无罪者不受刑事追究。然而，运行多年的刑事司法体制，公检法早已形成流水作业的工作模式。面对命案的发生，被害人家属喊杀之声不绝于耳，办案部门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目前的司法模式下，法院作为接手案件的最后部门，因缺乏足够的权威，往往不敢说 “不”，不敢作出无罪判决，常常迁就于公安、检察院以及当地民众，由此造就一个奇葩的法律现象，即“留有余地的判决”，那些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可以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案件，以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裁判宣告结束。

2015年死缓改判无罪的陈灼昊故意杀人案，曾经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缘由之一就是案件证据未发生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广东高级人民法院将死缓判决改为无罪判决。原审法院认定陈灼昊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后案件进入广东高院，指控犯罪的事实、证据均未发生改变，广东高院采纳辩方提出的相关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多项证据被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包括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伪造 “陈灼昊”签名的书证、搜查所得的物证等等。

最终，合议庭认为案件存在非法搜查、指事问供、伪造书证等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排除非法证据后，原审法院采信的证据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无法排除陈灼昊以外的第三人进入现场作案的可能性。

对比广东高院的证据分析情况，当初的原审法院一致认为，以上情形不影响对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实施了杀人行为。可以说，陈灼昊案之所以一波三折，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到二审，离不开司法体制多年运行存在的弊端，同时司法者也未能秉持 “靠证据裁判，不枉不纵”的责任与担当。

回到陶某故意杀人案，合议庭、主审法官均发现本案存在着矛盾、不合理以及第三人作案的可能性等疑点。

比如，死者房内四处都是喷溅的血迹，这意味着当时一定发生了打斗，但是身材瘦弱的陶某显然难以与五大三粗的罐车司机冉某波对抗。

案发现场厕所的水龙头没有动过，案发后陶某去过的小旅店老板证明，陶某只在房间里待了几分钟，没有时间和条件进行淋浴冲洗，身上衣物并未换过，而陶某除脚上的皮靴上之外，身上、内外层衣物上均无冉某波血迹，与其供述近距离刺杀冉某波的情形不相吻合。

现场提取的证物刀并没有陶某的 DNA和指纹，间接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

如前所述，司法体制运行中的弊病是无罪判决率较低的肇因，诸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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