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优秀的企业家不但看重商业上的成果，还会主动肩负起让社会变得更好的责任。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通过盖茨基金会致力于全球健康和教育事业。截至2024年第四季度，盖茨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包含盖茨家族此前的基金会）的总慈善支出已达到1023亿美元，实际总拨款支付达到了833亿美元。马云退休之后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乡村教育方面，创建了“乡村教师计划”以及“乡村校长计划”。褚时健的接班人褚一斌，拿出几千万在褚橙庄园建立农业种植的全流程培训学校，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进行培训，不仅不收学费、住宿费，还给他们发工资，期望能整体提升中国农产品的种植水平。
印度塔塔集团的创始人詹姆谢德吉·塔塔曾经清楚地表明：“在自由的企业里，社区不单是企业的另一个跟利益有关的人，实际上就是企业存在的缘由本身。”这个想法深深影响了塔塔集团的经营理念，让它从最开始就把为社会和国家服务当作企业存在的最重要意义。
四是文化价值：他们的商业精神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优秀企业家的影响力巨大，其精神和价值观常常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很深远的影响。
松下幸之助早在 1932 年就提出了“产业报国”的理念，把企业的发展跟国家的复兴紧紧地连在一起。这个理念激发了整整一代日本的企业家，促使了日本的战后经济奇迹的出现；任正非的“狼性文化”以及“以奋斗者为本”的价值观，不但塑造了华为的企业特质，还对无数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道路产生了影响；张瑞敏提出的“人单合一”模式，把传统制造业的组织形态推进到了互联网时代，给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管理思想。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
企业家群体通过自身的奋斗和成功，构建了社会流动的通道，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社会信念。
我曾刷到这样一个视频，该女博主说：“我为什么喜欢XX？因为我也是一名创业者，我一直拿XX的创业精神在激励自己，甚至激励自己的子女。”
这种社会信念的创造，往往比企业家的直接经济贡献更加长远和深刻。
然而，企业家，尤其知名企业家，一旦犯错，
他们也会
引发了公众广泛质疑，甚至猛烈的批评，暴露在舆情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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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年初，美国底特律
还下着大雪，亨利·福特站在他庞大工厂的落地窗前，沉默地望着厂区内来往的工人和流水线上不断产出的汽车。
此时福特面对的困境是，公司高达380%的员工流动率和工人对装配线单调工作的抵触情绪。为此，福特宣布了一项震惊商业界的决定：将全厂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至每天5美元，这个工资水平差不多是当时那个行业平均水平的两倍。同时，他还宣布将工作时间从9小时减少到8小时。
没想到，《华尔街日报》为此专门刊登了一篇很尖锐的社论，狠狠地批评福特是“阶级叛徒”，说他把“圣经或宗教教条”用到了不应该用的地方，还警告说“在社会事务上要是犯了经济学上的错误，他说不定会犯罪”。其他媒体也积极跟进掺和，直接就把矛头对准了批评“流水线生产”的机械化特点，说这种生产方式把工人放在了那种单调又重复的工作环境里，有可能会对工人的精神和幸福造成永久的伤害。
实事情况表明，流水线工作模式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工业生产的效率，成倍放大了人类物质文明创造的适速度。
历史的画面再向前推移85年。
1999年春天，纳斯达克有些狂热。在《巴伦周刊》的封面上，标题特别醒目——Amazon.bomb，意思就是说“贝索斯正在把投资人的每一块钱都给烧光，大家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中”。华尔街的分析师也跟着批评，说亚马逊“永远都别想赚到钱”。此时的贝索斯，把报纸剪成一个个小块，贴在办公的墙上，自嘲说这就是“Day 1的日常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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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伦周刊》封面文章：《Amazon.bomb》
二十多年过去了，亚马逊如今成为了全球电商和云计算领域的两大巨头，市值曾经一度达到万亿以上，而华尔街当年讲的那些话就如同打印出来的碎纸片，早就被风吹散。
时间的齿轮再转动一格，来到2008年。
2008年的冬天，加州硅谷刚迎来了雨季。伊隆·马斯克看起来很疲惫，他旗下的两家公司Space X和特斯拉都濒临破产。特斯拉的钱只够发几周的工资，Space X在之前三次发射失败后，也面临着被清算的境地。
媒体铺天盖地嘲笑这是“又一个富豪的玩具项目”，底特律传统汽车巨头的高管们私下嘲笑马斯克是“外行”，“汽车沙皇”鲍勃·鲁茨（Bob Lutz）甚至多次公开断言“特斯拉将走向坟墓”，华尔街分析师则预测特斯拉会在竞争中迅速被淘汰。能源行业专家则断言，电池技术的局限性将永远阻碍电动车的普及。
仅过了十多年，
特斯拉不但成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公司，还完全改变了整个汽车产业的前行方向，迫使所有传统汽车制造商都转而实施电动化战略。之前那些嘲笑它的人，现在大多都变成了跟随者。
翻开商业史，我们不难看到：
几乎所有后来被敬称为伟大的公司，几乎都在黎明之前挨过最狠的风雪。当一个企业家因为说话、做事不合适或决策出错，而被人批评的时候，这些批评常常不只是针对那件事，而是变成了对他个人的品行以及企业家这个身份的全盘否定。
企业家为何会遭遇这种社会困境？
一是角色期待与现实错位
社会对于企业家所扮演的角色抱有常常相互矛盾的期望。
一方面，我们希望企业家具备极强的进取心和冒险精神，有能力突破常规并且推动创新；另一方面，我们还期望他们在自身的行为准则以及道德标准方面达到极致，能成为社会当中的道德典范。
这种矛盾的期待导致了评价标准的不一致。
彼得·格利（Peter Glick）等人在《偏见之本质：奥尔波特逝世五十年后》这本书中指出，社会对某些群体或个体的刻板印象会引发更高的道德或行为期待，尤其当这些个体被认为具有特殊地位（如名人、权威人士）时。一旦他们的行为偏离这些期待，公众的负面反应会因期待违背（expectation violation）而被放大。企业家作为社会的成功者和更多财富拥有者，自然成为“期待违背”的对象。
尼采在《道德的谱系》里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社会中存在着不同地位群体的道德评判标准，精英群体与弱者群体有着不同的道德标准。当强者不符合弱者制定的道德标准时，会受到更严厉的批评，因为弱者将自己的道德观念视为“至善”的价值来约束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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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道德的谱系》
以马斯克为例，他在推特上的一些言论引发争议后，社会批评常常会从对其具体言论的质疑，再扩大为对其企业家资格的全面否定。有评论家直接提出“成功的企业家不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个人看法”的说法。
虽然马斯克有些有争议的言论，但他在电动汽车、太空探索、脑机接口，还有隧道交通等领域取得的革命性进展，不应该被忘记，不也能忽视了企业家作为普通人的情感表达需求。
二是媒体放大与情绪煽动
负面新闻往往有比正面新闻有更高的能被传播出去的价值。媒体在给企业家做报道时，时常会更愿意把争议和矛盾扩大，把成就和贡献放淡。
这种“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传播逻辑，让企业家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被放在显微镜底下。
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George erbner）在提出的培养理论（Cultivation Theory）中指出，
媒体的反复报道会塑造公众的认知框架。当媒体持续关注企业家的负面新闻时，公众就会形成“企业家都有问题”这样的认知偏见。
以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来说，明尼苏达事件虽最后没被起诉，可媒体一直在不停地报道，社交媒体也一直在广泛讨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他个人形象和企业价值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相比之下，他多年来在电商和物流体系建设上的贡献，却在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很少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就像北京师范大学的喻国明教授在《网络不实信息的表现、治理与效果评价》里讲道：“
网络空间传播有一些共同特点，像社交化传播、内容碎片化、情绪化倾向、治理滞后，还有用户参与度高。不实信息的出现和传播，没办法归到哪一个单独的主体身上。”在这样的传播环境当中，给企业家做出公正的评价就变得特别难了。
三是成功偏见与心理投射
心理学研究显示，人们面对成功者时，心里既有抬头看的感觉，也有想把人家往下拽的念头。看到一个人获得了比平常人高得多的成就，他们一方面会生出佩服；可另一方面，又可能引发嫉妒和怀疑：“他凭什么就比我强？他成功的背后肯定有问题。”
心理学家把这种心理称为“高山综合征”，意思就是人们天生就想把那高高的山峰给弄矮点，好让自己心里更舒服，降低落差感。
美国的精神分析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在《自恋文化》里中分析了现代社会中嫉妒和怨恨如何导致对成功者的攻击。他指出，
社会中的不满情绪常被投射到那些象征成功或权力的人身上，这些人被视为“替罪羊”以缓解集体挫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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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弗·拉什：《自恋文化》
就以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差距。这种差距让一些人心里变得很复杂，有的人会把自己的状况怪到“体制不公平”或者“成功者都有问题”身上去，根本不想自己的能力。在这种心态下，对成功企业家的批评成为一种心理补偿机制。
周其仁教授在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分析中，曾多次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