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寻租的博弈论分析

建国初，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一切资源的调配、生产、流通和分配都由行政命令直接下达，新闻业也处在政治系统的高度管控中，囿于高度组织化、结构化的监督惩罚机制，新闻记者跟其他所有人一样，被迫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他”的“单面义务人”（王玉珍，2005：95-102）。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在社会系统中的主导角色不断增强，新闻业开始从单一的事业单位逐步转型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一些新闻媒体失去了原有的财政支持和行政特权，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生存和发展成为其当下面临的重要问题。记者的经济人属性日益凸显，由此滋生出一系列记者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寻租行为，并且近些年处于高发状态。

博弈论（game theory）可以用于研究主体行为发生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拉斯缪森，2006/2009：13-38）。博弈分析是寻租理论研究的一个常用方法，但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从博弈视角探讨记者寻租行为的研究屈指可数且有待深入。其中，梁君和顾江（2009）的研究没有完全代数符号化，模型简单，得出的三点结论过于常识；申蕾（2009）的结论和博弈模型之间关系不大，同时忽略了记者个体的道德因素；周俊（2014：180-185）的研究只是对博弈模型的简单建构，对模型中新闻记者的支付函数和策略空间几乎没有讨论。

在我国介绍、评述或用寻租理论解释有偿新闻现象的文章中，大多是从宏观的角度描述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新闻寻租产生的原因、条件、特点以及抑制的方法。它们忽略了记者的理性在不同场景下的不同表现，以及由此在各方互动中导致的丰富多彩的演化途径。当然，经济和道德的二分做法是过去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常犯的错误（森，1987/2000：79-89），尤其是从经济学的寻租理论出发，很容易忽略道德因素。本研究也试图既考虑记者获得的经济利益，又考虑其付出的道德成本。本文参考徐朝旭和孙尚诚（2010）对道德成本的广义界定，即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基于社会共同伦理价值取向所做出的道德约束带来的财富数量减少、物质损耗以及主观感受上的情感压抑等。关于记者寻租行为中道德成本的依据，来自我们对一线记者的访谈。

本研究包含两个主要目标：

（1）归纳影响记者寻租行为的因素，基于不同场景建立不同模型；

（2）计算不同模型的演化和均衡，探讨遏制记者寻租的路径。

本研究的核心分析对象是记者的寻租行为，具体包括上文提到的5种方式。为了方便叙述，我们经常以赶场拿“红包”为例，其它4种行为的道理是一样的。

经过访谈，我们发现在一次寻租行为中，对记者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同行、监管者和行贿者。其中，同行是与记者本人一样，掌握着公众所不具有的注意力、公信力与影响力资源的新闻从业者，是媒体权利的直接代理人。监管者包括新闻媒体的上级党委、主管部门、主办单位以及相关司法部门，实质上也是媒体合法性与相关权利资源的授予者。行贿者指在新闻体系之外，企图通过钱、财、物等利益交换方式获取媒介关注或目标受众注意力资源的行为组织或个体。记者寻租的行为其实就是记者（媒体权利的直接执行者），监管者（媒体权利的授予者）以及行贿者三方之间一次或多次博弈的结果。对本研究而言，记者、监督者、行贿者三方主体对于寻租将获得的收益和可能遭受的惩罚都是已知的，换言之，每一参与者都拥有所有其他参与者的特征、策略及收益函数等方面的准确信息，因此均属于完全信息博弈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