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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中国考古学诞生的背景我们知道，在中国考古学产生之前，中国的传统史学实际上对历史有一个很成体系的看法。在宋代我们又有了一个金石学，并俨然成为了一时的显学。然而金石学没有科学地获得资料的技术和方法，它的资料不成体系，所以金石学发展不成考古学。十九世纪末起，一大批国外学者开始在中国进行与考古相关的调查和探险等活动，虽然彼时在中国境内出现了最初的科学考古活动，有些还有很大的收获，但是没有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反应与需求，所以很难说这个时候中国就有了考古学。中国的学术界后来接受考古学，主要原因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古史辨派”（或称“疑古派”）对传统上古史系统进行了彻底的摧毁，通过考证提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都是“层累的造假”，都是一代一代人引申、叠加自己的说辞而变成的历史，因此是靠不住的。从史料学的角度看，疑古派把传统的上古史系统彻底摧毁后，造成了中国学术界缺少史料，无法重建历史的尴尬。恰恰是这个时候，瑞典人安特生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做考古发掘，。他正确地指出这个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他甚至还提出，仰韶文化里面有很些遗物，和历史时期乃至他当时在河南乡间看到的器物可能有关系。如石刀。又如鼎这类三足器。这些器物源远流长，可一直追溯的仰韶文化，在全世界范围看，也是一个不多见的现象。他写了本书，书名叫做《黄土的儿女》，说河南史前之文化也就是中国的史前文化，这个文化和中国以后的文化是有关联的。就这样，在中国学术界重建中国上古史过程中正缺乏资料、缺乏办法、走投无路的时候，安特生的工作无疑给中国学者以示范。也是在这以后，中国有些学人渐渐地把中国的考古学做了起来。从学理上看，我觉得从安特生的这项工作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比较合理。
刚才说到，由于疑古派推翻了传统的上古史体系，遂产生了重建中国上古历史的需求，考古学这门产生于西方的学问才被中国学术界接受。换句话说，中国考古学一开始就肩负着重建中国古代历史的任务。因此在学科大类上划分，它属历史学范畴。对此，我们有些学者有时候把握不准，产生怀疑。西方，主要是新大陆的考古学是放在人类学框架里面发展的。受其影响，有些学者提出中国考古学是不是也应该划在人类学里面，放在人类学框架下面去发展的疑问。然而，很长时间以来主流的意见还是认为中国考古学应该在历史学的框架下去发展，因为它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重建中国古代历史。
1928年，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设考古组。之后，考古组第一项持续多年的大规模田野考古就是安阳殷墟的发掘。先秦文献中如《左传》等对商代的记载很多。甲骨文发现之后，商代就从传说时代变成了信史。这是中古史研究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后来逐渐了解到商代甲骨出土地点在安阳小屯村一带。于是考古组把第一次田野考古活动放在了这里。持续多年的工作，揭露出宫殿区、王陵区等，也即揭露出一座商代晚期的大都邑。
撇开殷墟考古对于商代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不谈，这项工作进一步巩固了中国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定位和前景取向。张光直先生对此曾经感慨道，若中国考古学第一次田野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史前遗址，那也许中国考古学会走上和今天不同的发展道路，走上人类学框架下发展的道路。但是我们试想一下，傅斯年、李济，还有以后的梁思永、夏鼐、苏秉琦这些先生，他们的西学都很好，可是他们从小就饱读诗书，民族意识强烈。这样一批人，你让他们放着殷墟不挖，放着重建中国历史不做，去做一个人类学框架下的考古学，怎么可能呢？重建中国古代历史的任务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学术背景给出的，是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确定下来的。所以傅斯年为考古组写了一幅非常著名的对联：“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找什么东西？就是重建中国历史的新材料么！
然而，中国考古学发端后的发展并非坦途。首先的一点是，考古学是通过过去人们遗留的物质资料来做历史研究的，是需要开展大量田野工作来获取资料，但中国国土辽阔，考古工作者却严重地人手不足，导致田野考古资料的积累将是颇费时日的长期过程。第二，发现和研究古人留下的物质资料，需要专门的技术方法。当时的西方考古学已经形成了学科的研究体系。传进中国，我们接受下来的就是这样一套已经成形了的体系。看起来，我们的起点很高，用不着再重复西方考古学研究体系的建设过程，如从无到有地摸索发展起来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的过程。但是，这套研究技术、研究方法是在西方资料的基础上摸索出来的，原理上没有问题，在引进中国之后，它们在技术层面上是否很适合中国资料的特点，则是不无问题的。按我的说法，需要有一个将其中国化的过程。例如在发掘技术上，欧洲的遗址多石头建筑，即所谓的“硬遗址”。中国古代主要是土木建筑，毁弃后还原成泥土，是所谓的“软遗址”，发掘难度大得多。所以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家在各地开展田野考古，发现资料的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使这些技术和方法的原理在操作层面上适应中国的特点。这也是需要花些时间的。例如在殷墟头几年的发掘中，人们不认识夯土。看到地层剖面呈波浪形，就有人写文章说遗址旁边有一条洹河，洹河每年发水，洪积造成了这种波浪形的堆积。直到1930～1931年发掘城子崖，在这个遗址上人们才认识到夯土。对灰坑的识别，以及把灰坑、墓葬等分别看待为一个个的“遗迹单位”，弄懂其在堆积的层位关系上具有相对年代的年代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也是花了不少时间。虽然说历史研究首先应当从考古资料的年代问题开始，但殷墟最初的发掘并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有了对甲骨文字的分期，有无其它器物的分期，似乎不很急迫。1931年梁思永先生主持发掘安阳后冈遗址，发现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三叠层”，这在地层学原理的运用上是个重大进步。但是，这个三叠层的每一层，都好像挺含混，每一层很可能是由很多小层和各种遗迹组成的，很难说当时都把它们区别出来了。最近这些年，山东考古所的专家们重新揭露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探沟，在探沟壁面上没有发现对地层堆积的仔细划分。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和后冈的发掘几乎是同时进行的，队长也都是梁思永先生。所以，两个遗址的发掘质量、精度很可能差不多。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当时的学者的确醒悟到地层学中堆积层位的相对年代关系原理的重要性，但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个原理精确地落实到遗迹单位的层位关系上，还没有意识到遗迹单位这个概念在考古资料的年代学研究上的重要意义。接着到了四十年代，苏秉琦先生发掘陕西宝鸡斗鸡台沟东区墓地。有过田野考古经验的人都知道，墓葬作为一个单位，在发掘清理过程中对它的识别和把握比较容易的。而在资料的整理中，苏先生发现了每座墓葬随葬的陶鬲等器物的形态各不相同，因时间而变化。这也许是第一次揭示出以一个遗迹作为一个时间单位，其在年代学研究上的重要意义。当然，这个理念的普及，为整个学术界接受，后来的过程还有些漫长。
斗鸡台资料的整理，在吃透类型学原理，将其运用于解决资料的年代问题上，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事情还不止如此。苏先生不但发现器物的形态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器物的组合内容也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还发现这些变化分谱系：同样是陶鬲，斗鸡台出土的陶鬲分三类，各有各的演变谱系，且分别对应不同的墓葬形制、葬俗等等，这种现象又似乎和文献中有关当地多支古代族群的记载合节。在斗鸡台的资料整理中，苏先生能琢磨出这么一整套东西出来，是很了不起的。2012年，在北大组织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伦敦大学的申南教授这样评价：“尽管按照俞伟超先生的说法，苏秉琦的类型学来自于1935年翻译的蒙特留斯的类型学方法，但苏秉琦绝对是用自己独特的角度和方向很大程度上推动并发展了所谓西方的类型学。”我想，申南教授说的“推动和发展”，应当就是苏先生类型学研究中的谱系内容，以及考古学研究和中国丰富的文献史料相结合这些研究技术方法方面的中国化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