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推开大门，面前一面小小照壁，透过墙上的花窗可以看到里面的花木，照壁下摆一张长案，上面没有什么摆设，很奢侈地留着白。我总是搞不清这个叶家故居是个园子还是个院子，但总之第一次到的感觉，这是半个，不论是园子还是院子，总之是半个的——苏州有个半园，其实叶圣陶故居也是个半园。
这半个园子偏在右边，进门的照壁双侧，没有常规的抄手游廊，而是只有右边一条手臂。左边不引人注目，起初以为就是墙，后来有一次告辞时才发现，也有一个象征性的月洞门，里面只是一小片地方，却也细细种了一棵芭蕉，这个发现让我意外，再看那芭蕉，偏居一隅而淡然自得，也翠绿得很。我们一进大门，永远是大叫着：“文瑜，我们来了！”向右走，没想到大门左侧的这个角落，居然还有“临去秋波那一转”。
从右边进去，是回廊，一竖一横，是半个口字，是口字的右上这一半的格局，在这回廊上六七个房间依次排开。
我们让孩子在园子里自己玩，逛逛走廊，看看地上的鹅卵石图案和小池子里的鱼，我们到陶文瑜办公室喝茶聊天——他的办公室门上贴着他自拟、手书的春联：
“春姑娘敲门 陶爷爷在家”
，大家看了总是忍不住笑。文瑜总是把他并不讲究的几个白瓷杯子洗干净，用开水烫一下，站到走廊上，把水泼进园子里。他的杯子一般，茶却好，而且什么茶都有，都是朋友们送的。他喜欢喝红茶，我们就经常陪他喝红茶。
陶文瑜接待朋友是从烫杯子开始的
后来孩子大了，功课做不完，陶文瑜给他打开隔壁的一间办公室，让他在里面做功课，我们还是到“陶爷爷”这边，用专门泡茶、自动进水的电磁炉烧水，然后商量喝什么茶，他翻找着各种茶叶，我们有时候也带茶去，我们就大家一通无事忙，一边絮絮地说着各自最近的境况和心情。
喝上茶了，少不了说几句茶的高低。然后文瑜就展示自己新写的字，新画的画，偶尔也有新出的书。有时候给我们看他刚买的印石，朋友刚给他刻的图章。中间穿插苏州的旧人掌故、新八卦、旧奇谈。他说话非常有意思，是形散神也散的散文，有时候我听了忍不住说，这个人，你就这样写下来，是多好一篇文章啊。他说：是的是的。然后话锋一转：
我再给你们看一幅字，那天我一写出来，他们都说写得好得不得了，你们看看，有没有那么好。
我这个人还是很谦虚的，不过如果你们觉得实在好，也要实事求是地说出来。
我忍着笑，抬头看他，他一脸的顽童淘气时的笑容。但是运辉浑然不觉，马上一脸正色地赏鉴起来，其中还要夹杂一些“楼兰残纸”“朴厚古茂”之类的话。文瑜虽然淘气，还是怕老实人，渐渐两个人就认真起来，聊得很诚恳。
陶文瑜的花草小品
我等他们两个男人一通书法杂谈之后，再次说：“文瑜，刚才说的那篇文章，你抽空写下来，我约稿了。”他说：好的呀好的呀。其实我还有一篇，如果写出来还要好玩。他点了烟，把烟盒往桌上凌空一扔，那姿势已经是进入状态了，他眉毛一扬、一脸严正地开讲了，才听了一会儿，我就觉得前面是一个小品文，这回简直是小说了，我又忍不住说：“写出来，写出来啊！是散文，就给我；是小说，就给《钟山》！”有孩子气的人都好哄，他脸上的笑意渐次绽开，开足了，说：“好的呀好的呀。”
然而许多年过去了，他根本没有写出来——我每次的约稿，事实上成了对他的长篇评书的一声“好！”然后他的“好的呀好的呀”，就像演员对观众的“谢谢，谢谢大家”。许多掌故、趣谈，连同文瑜勾勒、点评的妙语连珠，我都忘了，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每次到杂志社，一定会笑声不断，虽然只是几个人，但是笑声把整个园子撑得很饱满。
有时候我会站在院子门口，拍一张照片，发给叶兆言。因为兆言也是南京大学毕业的，所以我有时候叫他师兄，有时候叫他学长。我觉得到他们叶家的花园来了，有陶文瑜接待，还要和另一个不在家的主人说一声。去年四月叶兆言到这里来，陶文瑜和他拍了合影，发在朋友圈，写道：
“大少爷回家，老管家老泪纵横。
”
“大少爷回来，老管家老泪纵横”
且慢，为什么我对兆言学长和叶家有一种不由分说的亲近感？当然兆言的为人和气质都是有口皆碑的，但是我们来往真的很少。想起来了，是因为父亲。父亲在的时候，经常聊起叶家，说他们一门三代都做了和文化有关的工作，他尤其喜欢提叶至诚的一篇文章：《生活在名人中间》，叶至诚先生说自己先是被介绍“这是叶圣陶的公子”，然后是“这是锡剧皇后姚澄的丈夫”，后来还加上“这是作家叶兆言的父亲”。
父亲说，这篇文章好像在自嘲，其实多少骄傲啊。我也觉得这种言若有憾的抱怨很有趣，但是渐渐觉得父亲这样反反复复地说，似乎其中包含了某种对我的希望，而那份希望是我断断无法承担的。不论父亲有没有弦外之音，总之把我念叨成了叶家特殊的读者，或者说，把叶家念叨成了心里很近的一种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