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巫术和宗教之间也存在着争斗，在基督教看来，巫术和巫师是对上帝的一种亵渎，因为他们的巫术假借神秘的力量，威胁了上帝神奇的威力。于是就有了16世纪“用针刺进女巫们的指甲，用火烤他们的双脚，用重物挤压他们的双腿一直到骨髓从骨腿里喷射出来”的惨状。阿奎那大肆呼吁要将异教徒送进宗教裁判所，把他们处死。巫术“是法律的长期残留的侍女，在法律未到之处，还能够起一定的作用”，不过，“法律是巫术的天然敌人”，法律最后战胜了巫术，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则被认为是文明的宗教，以至于，韦伯在分析了儒教、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后，称基督教为“独具一格都市的、尤其是市民的宗教”，只有在基督教占舞台的西方城市里，才能够有市民社会的观念，由此才能够产生现代的社会。
西方社会进入现代，是与反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马基雅维里以人的经验取代神的启示研究政治问题，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的格言，狄德罗呼吁用最后一个教士的肠子绞死最后一个教士，都标志着人的胜利和神明的衰败，人真的成为了万物的尺度。伴随着人类理性的觉醒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法律不再是神灵统治人类的工具，而是世俗政治主权者规范人类的规则。法律是人类理性的命令，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西方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法律的标准定义。拿通俗的话来说，15-16世纪新教改革的结果，就是基督教退出了政治的舞台，回到了人类信仰的世界。
理性与科学阻隔了法律与神祇，但是，它无法从法律职业者的大脑里剔除宗教。虽然现代的法律内容上少见宗教的字眼，但是，当人们碰到诸如生命、死亡、苦难、危难等法律问题的时候，神或者上帝的字眼随时都会出现在法官的判决书中。
法律中有两个常见的抗辩理由，一个我们称之为意外事件，另外一个我们称之为紧急避险，两者都与神力相关。人所无法预见或者避免的，称为意外事件，在此情况下，被告免于承担法律上的责任。这里的意外事件，英美法名词的直译则是“上帝的行为”。火山、地震、海啸，飞机在百慕大上空失事都不为人类所预见或避免，因此是上帝的行为。既然上帝要事件这样发生，人为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一艘船无法正常航行，未经过码头主同意，船长将船系在码头上。暴雨冲击着船，船撞击着码头，导致了码头的损害。码头主状告船主。法官在分析这个案件的时候假定道，如果船在暴风雨中驶入码头而瘫痪，撞到码头使之损伤；或者，连接船和码头的绳索断裂，船撞到码头使码头主受损，那么这两种情况下船主都无法控制，这都是上帝的行为，原告不能够得到赔偿。而在这个具体的案件中，船主故意将绳索系在码头上，而且不及时更换新的绳索。因此，本案不是上帝的行为，而是被告的紧急避险行为。被告的行为具有合法性，但要赔偿原告所受到的实际损失。
在紧急避险的情况下，理由稍有不同。一个冒险者迷失在森林里，饥寒交迫之时候发现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屋。在这个小屋里，冒险者食用了小屋主人准备野营的储备食品。后来小屋主人状告冒险者。法官支持了被告，法官引用神学家的话说，一个快要饿死的人为了活命，可以采取必要的行为来保持他的生命，这不是一种道德上的邪恶。冒险者的行为是对土地的非法闯入，是对小屋主人财产权的侵犯，但是他求生的本能使他豁免于法律上的责任。所以康德说，紧急避险“不能视为完全不该受到谴责，它只是免于惩罚而已”。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是渺小的，人类意志是脆弱的，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能够相信科学是万能的，不能够确信计算机能够代替法官的大脑，那么法律的世界总有一部分属于神秘的超经验的世界。在这个神秘的世界里，神力总会神出鬼没，缠绕着法官的心智。
二、“罪与罚”和“犯罪与刑罚”
以神学的视角看待刑法，通常联想到的是中世纪末期的宗教裁判所。布鲁诺被火烧死了，哥白尼被宣布为异端，伽利略终身监禁并客死他乡，萨威图斯也被火刑处死，天主教因此而蒙羞。这些宗教迫害都是事实，不过，这些事实只是基督教历史的一个片段，而且是一个短暂而不光彩的片段。当我们纵观基督教文明史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当它不构成一种制度性压迫的时候，基督教更多的时候则体现的是一种人道主义、一种人文的关怀，甚至是一种进步。而且，就刑法史而言，我们可以说，基督教的神学孕育了现代的刑法。
现代刑法的理念，我们追溯到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但是，“罪与罚”的观念则要起源于《圣经》。亚当与夏娃违背上帝的意志，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被逐出了伊甸园。男人要苦作，女人要生产。因为他们是人类的祖先，人类所以生而有罪，人生的痛苦就是在赎罪。当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受到末日的审判，他们因为生时的所作所为，要么重返天堂，要么堕入地狱。这些是《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所记载的宗教故事，“原罪”、“赎罪”和“末日审判”与世俗刑法之“罪与罚”有着思维方式上的极其相似之处。虽然基督教之“原罪”不同于刑法“犯罪”的含义，但是“罪过应该受到惩罚”的逻辑共存于基督教教义与现代刑法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