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教育能否打破阶层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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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职业的同质化

统计发现，在所有上海8校中， 商人家长比例均高居第一位，专业技术人员居第二位。 这两种职业群体比重之和，除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外，在其他7所大学都超过了一半，沪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更接近9成。暨南大学在7所大学中相对较低，可能与其招生主要面向华侨和抗日战争期间曾迁往福建有关。

其他高校基本或主体未离开上海，不管是国立交通大学，还是教会圣约翰大学、私立大同大学等，学生家长职业构成均偏向于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

▲ 复旦大学老校门

从动态角度看，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优势是持续的。圣约翰大学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商人家长比例一直最高，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家长之和更高达80%到90%多。大同大学两类职业家长比例之和一直在75%到80%多之间，1947—1949年间，专业技术人员家长比例超过了商人。交通大学商人家长也一直是最有优势的群体，两种职业身份相加，多数年份在70%左右。

不过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和1947两年，两种职业的家长比例一度下降到不足6成，而以“农”为业的学生家长从5%左右增加到16%左右。通过家庭住址分析，这或与抗战胜利后学校回迁上海，江浙地区学生进入上海高校有关。

作为上海中上阶层的主体，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群体的优势当与高等教育的高成本有关。对照19世纪20年代末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主要城市大学生的年花费， “大学教育是需要经济的”，不仅上海的一般产业工人家庭无法承受，即便是小康之家，培养出一名大学生也非常吃力。

上海的大学教育费用还明显高于其他城市。高额的经济成本成为民国上海大学的一道隐形门槛，把缺少足够经济条件支持的家庭子弟排挤在外。此外，由于教会大学不仅收费高于公立和一般私立大学，外语氛围或要求也更高，这使得其学生来源更向商人家庭集中。而相比较于其他城市高校，上海大学中的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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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地理来源的本地化

以 籍贯 衡量， 8所院校的学生主要来自以江浙为中心的东部沿海省区 ；但若以 家庭地址 来衡量， 绝大部分学生来自上海本地。 以材料规模较大、时间连续性较好的教会圣约翰大学、私立大同大学和国立交通大学三所大学为例，三校学生籍贯以江苏、浙江两省为多，上海本地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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