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胡乔木身材瘦小，文弱安详，在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中一直端坐着，似乎连臂和手都不曾动过。他不善演讲，慢声细语，缺乏抑扬顿挫，像一篇平铺直叙的文章，不能引人入胜。当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这是王梦奎给我们描述的胡乔木，也是他1981年4月第一次见到胡乔木的印象。
“我向来不喜欢听报告，虽然是胡乔木的报告，还是向办公室请示：可否不参加？答复是要参加。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了胡乔木的报告。”在80年代，像王梦奎这样的青年理论工作者正在为怎样突破过去几十年僵化空洞的理论教条而苦恼，他们不怎么感冒胡乔木倒是情有可原，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大约在他们看来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人物。
但是胡乔木这次的报告里面却有许多创新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不断地总结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不断补充、修改，个别原理要修改，更不要说具体提法了。”王梦奎回忆说，
“现在这已经成为常识，但胡乔木是在1981年讲的，当时人们的思想还很受禁锢。”
王梦奎第一次同胡乔木面对面谈话是1984年5月14日。当时他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副组长，被通知到胡乔木南长街住所听他谈关于经济文章的写作问题。在谈话中，胡乔木说，这几年经济上的转变是非常大的，但还没有文章来说明这种转变。“要对改革作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要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作些总的概括，在关键问题上讲些道理出来。”
作为对胡乔木谈话的响应，王梦奎写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发表在《红旗》1984年第15期上，“但现在看来分析不深，说理显得一般化，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
要合理地、有说服力地解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土地联产承包改革的成就，必须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而当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刚刚确立，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都难免受到束缚，要取得一点突破仍然很艰难。王梦奎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可以说明这种艰难。
“谈到当时还在讨论的实行承包制后农民能否拥有汽车、拖拉机等大型生产资料的问题，胡乔木说，他还没有想得太清楚，既然实行承包制，对社会主义是个进步而不是退步，农民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是合理的、必要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中农民能否拥有汽车、拖拉机等，在当时居然是重大的理论问题。
1984年11月底，王梦奎随胡乔木到广东做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研究，主要是关于农村经济和供销社问题，以及城市在改革开放中的新动向等。12月4日，胡乔木同胡启立一行同车到深圳，“胡乔木在列车上时断时续地几乎是一个人讲了一路”。
王梦奎在回忆中提到了胡乔木对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思考。胡乔木认为，对这个问题要“按照实践加以正确的而不是离开实际的空洞的解释，不要说得太绝对”。
1987年3月初，王梦奎的《关于股份经济的若干思考》登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内部刊物上。3月16日，胡乔木致函邓力群。
力群同志：
读了王梦奎同志的文章，受益不少。建议考虑此文可公开发表，以打破自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经济学界（和其他学术界）被认为“万马齐喑”的局面。这是一篇讨论文章，很有深度。所引数据来源的准确程度需要斟酌一下。
胡乔木
三月十六日
1984年底到1985年初的广东之行是两个人交往最密切的时期，王梦奎的回忆中有一些有趣的对话和场景。
他问了胡乔木一个令他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那么重用陈伯达？
胡乔木“不假思索”地答道：“毛主席不大熟悉马列主义文献，我们的理论和政策表达要和马列主义文献相衔接，需要陈伯达这样熟悉马列著作的人。”
他对胡乔木在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序言里所说的聂诗“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持不同看法，认为那是逆境中的辛酸、无奈和强为笑颜，胡乔木对他的看法既未肯定，也不反驳。
一天他们到游乐场参观，那里有座当时国内还比较罕见的“过山车”。王梦奎怕眩晕，年过古稀的胡乔木却老当益壮，执意要上去玩一把。因为这种娱乐太惊险，警卫竭力劝阻，推托说负责人不在，打不开。
胡很不高兴，背手独自前行，低声嘟囔道：“这班小人。”王梦奎很诧异，这件小事何以引起他的不满。
后来还是让胡乔木坐了一种虽然悬空旋转但缓慢安全的转盘游戏，他才算转嗔为喜。
胡乔木对王梦奎青睐有加，回京不久就托人邀请他担任自己的秘书，但王梦奎认为自己不适合做秘书工作，此事未成。
1990年春节，王梦奎收到胡乔木签名赠送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
1995年王梦奎编辑出版《怎样写文章》，辑录的是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大家关于怎样写文章的论述，其中收录了胡乔木的两篇《短些，再短些！》和《怎样写好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