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姥姥说，当时家里穷，住着的泥房下砖上泥，有面墙还没抹平整。家里没钱，一双鞋都用得非常仔细。村子里的孩子天热的时候都光脚走路，夏天脚上起毒包。
平日里，老爹去盐场晒盐，老妈去地里干活，经常是姥姥抱着小她七岁的妹妹。爷爷却重视教育，他叮嘱过要学写字。年长三岁的哥哥就去私塾馆学汉字，背古诗，回来教姥姥怎么写“春眠不觉晓”。这成了她唯一会的古诗。后来私塾馆成片被关，私学严格被禁，老师也不知所踪。
1942年，姥姥正式入学。去学堂报到那天，她的哥哥领着她，两个人走了二里多地。
当时学堂前面立着高碑，刻满了会里乡绅富家的名字。周围是成排的松树。学校只一层，但木质的地板锃亮，玻璃大扇透光。每一个大房间都是木板分隔开的教室，教室通向厕所的路建着廊厢。
姥姥记得，一位老师坐着让她过去，要考考她的学问。“会数数么？”老师问。姥姥点头，然后开始数了起来，还没有数到20，老师就让她停下。“可以了，来上课吧。”
学堂分两期入学，春季和秋季。学堂老师都自日本学校毕业，并没有姥姥同屯里的人。老师们从皮口过来，每天坐着通行小火车，来学堂里持着板子教课。拿着教板提问，谁不听话就要结结实实地挨上一下。
姥姥念书时，教科书已经全部是日文的了。
“走步做操全都是日本话。上课也叫说日本话。从你这个人叫什么，这个手叫什么，手指叫什么，鼻子眼所有人体。都先用日本话把它背下来。一开始在小仓库里上课。来年才上大教室。”
姥姥回忆，一二年级的老师管得严，考不过的也要打。上课更不许溜号，谁的头转着看了下窗外，老师的大板子就在桌前狠狠敲上三下。
“啊大麻，啊大麻……”姥姥告诉我，那时候教的“头”叫 “啊大麻（adama）”。
△网络图
根据规定，学校每天举行朝会，学生必须向日本宫城、建国神庙和伪皇宫遥拜，全体列队肃然静立，背诵国民训，做建国体操。每年7月15日的建国神庙创建日或其他法定节日，还要进行繁杂的祭祀仪式：向日本天皇、伪满皇帝行礼，升日满两国国旗，唱日满两国歌，宣读《回銮训民诏书》在内的各种诏书。
朝会结束，分班拉队边唱歌边走回教室。
姥姥就是在这些规定里念的书。她早上起来，给菜园子浇水，给鸡喂食，吃过饭，走上二里地去学校。路上同行的多是同一个屯里的孩子，有些还带着辈分。学校朝会，学生静静地站在操场上，校长和老师在一旁督看。日本的旗子在学堂里升起，体育会操，走步时每个人手里还拿着一面。
“国旗扬扬扬，红蓝白黑满地黄。”伪满洲国的国旗出现在东北使用的日语课本第一课的插图中。
姥姥对国旗印象很深，那些色彩在她的脑海里形成对比，“旗子是红蓝白黑黄满地。我还会画那个旗子，红蓝白黑，一杠一杠，然后全是黄的。”她接着说，“现在咱一解放，咱们是五星红旗，是代表性的。为什么？那是代表先烈们的鲜血。”姥姥说着，手指在桌子上敲了两下。
朱家屯是近海小村，并无日本士兵驻扎，只有日本技术工人和一些占地垦植的日本果农。技术工人在盐厂工作，住着几排平房，人不多。村子里，日本果农则是四五户，掌握种苹果的技术，都比较有钱。日本果农会卖苹果。姥姥说，她还记得靠近学校卖苹果的那户人家叫阿部。
据1935年人口统计，关东州103万人，其中日本人近17万。日本政府鼓励国人外迁，为其国内的农村人口谋求生存空间。截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日本移往中国东北的农业移民总计10.6万户，31.8万人。但这一数据根据不同发表者并不准确，一说为35万人。
这些日本农人在战争之后，大多不知所踪。最后回日本的不过一万八千人。我问姥姥是否会对这些日本人产生恨意。姥姥的讲述常常是平淡的，“那都是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