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中国人的素质中,最令严复深恶痛疾的,一是自私,二是巧伪。
中国人的自私,尤其表现在对公共利益的极端冷漠。一个典型现象是,中国的公共设施往往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严复曾举一例:有西洋人游京师,嘲笑中国的贡院不如他们的监狱,肮脏不中以养他们的狗马。“此至不恭之言也,然亦著其事实而已。”原因是没有经费,即使有,经官吏贪污,工头偷工减料,考生恣意毁坏,“然则数科之后,又将不中以蓄狗马。”由此一事可类推,士大夫尚且如此,况其余。回顾出洋亲眼所见,有一点给严复印象至深:“吾游欧美之间,无论一沟一塍一廛一市,莫不极治缮葺完。—言蔽之,无往非精神之所贯注而已。反观吾国,虽通衢大邑,广殿高衙,莫不呈丛脞抛荒之实象。此真黄白二种,优劣显然可见者也。”公共设施面貌之间的对照,极其鲜明地反映了国民素质的优劣。
中国人对群体大利的麻木,对一己小利的贪图,已经到了在损公之严重与利己之微不足道之间完全不成比例的地步。严复也曾举一例:甲午办海防,布水雷,有人竟以铁滓沙泥代火药。“洋报议论,谓吾民以数金镏铢之利,虽使其国破军杀将失地丧师不顾”。老百姓如此,作为中国权力主体的士大夫同样如此,面临国家存亡的关头,他们怀着“即或危亡,天下共之”的心理,觉得和自己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往往“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结果,“其端起于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亡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
严复受英国功利主义思想的熏陶,并不一般地反对自利。他认为,中国人的问题在于,在与他人或群体的关系上,“知损彼以为自利,而不知彼此之两无所损而共利焉,然后为大利也”。因而,中国人的自利是一种完全破坏性、毫无建设性的自私。对于这种自私,他有一个既准确又形象的评语,叫做无后政策兼短命政策。“曩尝与友朋私论,以为中国民智,虽无足言,然其所以自营,当不至于拙劣。乃今观之,若其中惟二政策焉。二政策何?曰无后政策,曰短命政策。无后政策者,谋仅及身,而不为子孙留余地也;短命政策者,快意当前,并不为己身计再往也。”“平生尝叹吾国人,上下行事,不离两途,一曰短命,一曰绝嗣。短命者,利一日之私,不为己后日地也。绝嗣者,苟一时之安,不为后人计也。”看来他很欣赏自己在朋友间私下发表的这个高论,所以在一本书中重复引述。我们无法否认,直到今天,他的这个评语仍具备令人遗憾的针对性。